
集会的意义
在中国的历史上,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赏玩奇石到晚明文人们热衷木刻、珐琅器等古玩杂项,以收藏为由头的集会一直都是风雅之士的休闲活动,那时候没有市场一词,收藏也算是个人爱好,集会的内容也大抵是“奇物共赏析”。
到了今天,集会对于收藏界而言,被赋予了更多丰富的意义,中国的市场从中获得的除了客观的西式角度,还有在经济迟疑时期的自省空间。
中国化的国际集会
英国战略对话(InstituteofStrategicDialogue)的创始人韦登菲尔德勋爵(LordWeidenfeld)最初创办主题为 “全球化背景下的艺术”(TheArtsintheGlobalSociety)的艺术品收藏论坛是在2004年,那一年距离张晓刚斩获中国当代艺术的第一个 “百万”惊叹号还有两年。随后的五年中,该论坛闭门会议的报告以匿名的形式向外公布,没有悬念地成为每一年的收藏界风向标,算得上是一本“年鉴”。就在10月中旬——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这个以高端和低调而著称的论坛邀请了75位来自全球各地的专家,破天荒地从伦敦的斯宾塞宫挪到了位于望京的中央美术学院,名头里也加入了中国拍卖机构,变身为华彬全球收藏家论坛。
值得一提的是,传统的闭门会议也善解人意地调整成了中国特色的“半开放式”,之后公布的会议纪要里清晰地记载了每个发言者的名字与社会身份,这在前五年中,是绝对向媒体与公众保密的细节。
中国化不仅仅表现在体察了中国人民开会要 “打开天窗说亮话”的习惯,还在主要议题中加大了中国收藏界的篇幅。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在开幕致辞中说道,“中国的艺术家太多了,恐怕这个数量是全世界各个国家中最多的,艺术的格局也非常丰富,而市场是年轻的。”这样的“混搭”状态让中国的艺术品收藏在国际格局中显得很特别,它很容易受到关注,成为辩论的“靶子”,从而获得含金量较高的思辨式讨论。
古根海姆博物馆的亚利桑德罗·莫伦女士,是去年蔡国强中国个展的策展人,她提到了被收藏市场异化了的当代艺术家的发展历程。他们的视角脱离了经典作品成长的道路,关注点超越了艺术发展的脉络,更多的走向了画廊、展览、约请专业的批评家、国际交流等一系列市场化的发展进程,或者直接进入拍卖,这样一来,创作的意图很难从作品和商品中区分开来。
而艺术史学家马丁·坎普发布则谈到了西方收藏机构应该被指摘的地方,“西方的公共收藏机构或者美术馆,总是立足于西方的新鲜性和新颖性的角度来进行判别,将中国当代艺术置于西方的前卫框架当中加以界定,这样不符合中国当代艺术创作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这种既不追捧也不愤青的声音,给了中国艺术品市场,尤其是当代艺术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这对于当下微妙的格局,似乎有着更加丰富的意义。
本土的自省
除去“洋会议”,内地自己举办的收藏界集会也算得上是 “金九银十”——从上海、北京艺博会到798艺术节,再到长假前在宋庄进行的当代艺术收藏家年会,青年艺术家、收藏家、艺术品投资专家等等一拨大腕们马不停蹄地奔赴不同风格、不同主题的展会、论坛,颇有赶场之势,一时间,这似乎也成了拍卖市场回暖的一个信号。
从上海艺博会在九年前购得罗丹著名雕塑《思想者》以来,就与国际画廊之间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上海作为国际交流重地的范畴也从经济丰富到艺术领域;北京的艺博会与798艺术节则更加注重对青年艺术家的培育、推广和对中国当下艺术品市场的审视,一如既往地站在了人文关怀的立场。在宋庄举行的收藏家年会与之不同的在于,以清谈的形式自省,许多观点比外来的和尚要更加一针见血,打破了这层毛玻璃,许多问题都看得通透。当然,这种自省也是有限度的,它建立在大家都认可的范围之内。
许多与会者都谈到,经济的低迷给了收藏界一个喘息的机会。这个相对悠闲的时间里,刚好可以放缓脚步,坐在一起,谈谈这飞速发展的几年间来不及思考的问题。收藏在中国的历史中,本是雅趣之一,调子是慢的,性子是温和的,不沾铜臭,在积淀文化修养之余,也成就了收藏家的大家之气。好东西如果可以磨砺人的性情,那么,藏品本身就超越了那个数字的价值,收藏家本人也获得了更高的自我价值。
短短两个月里,这些大规模的集会,给我们除了指导性的观点外,更多的其实是思考的机会。在众人的感召之下,形成了一个对市场反思的氛围,不论是纯西式的不偏不倚的客观阐释,还是中国人自己怀揣着士大夫情怀的自省,思考对收藏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市场的波动随着函数曲线上下起伏,不能追赶,收藏家与艺术家们却可以从集体思考的智慧中超越表面的起伏,就像栗宪庭先生写的一副对联:“艺术有情情无价,作品有价价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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