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豪的梦想
约翰·豪是个风趣幽默的绅士，表情丰富，逻辑性很强，面对上百人滔滔不绝讲演两个小时，不用打腹稿。他说，自己的工作就像那部美剧 《24小时》——24小时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有了钱，他就可以去全球世界各个贫困的角落，帮助那些被疾病困扰的人们。
他是世界健康基金会的总裁。这是一个在全球各地提供可持续性长期医疗、健康教育帮助的民间健康组织。在非洲，他们在村庄里推行小额妇女贷款，帮助那些穷困的女子开办诸如面包店、裁缝店这样的生意，而作为接受贷款的条件之一，这些妇女必须每两周抽出一天来接受健康培训。他们帮助那些父母死于艾滋病的孤儿学会生存的办法，让他们重返校园。
2001年之前，约翰·豪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健康科学中心任院长一职长达15年，他管理得州大学的整个医学院，手下一共有7000多人。他还经常到美国各州发表演讲，谈论如何建立有效的公共卫生体系。在他离任院长一职后，立即被世界健康基金会的董事看中，请来出任该组织的总裁及首席执行官。
在医学界的声望、超群的表达和感染力并不是约翰·豪出任上述职位的真正原因，对于这个只花钱不赚钱的国际性民间组织来说，热忱和激情比什么都重要。
约翰·豪说： “我一年大多数时间都在路上，但非常快乐。晚上，我常常想资金在哪里。夜里醒来，我想怎么让每个项目能帮助更多人，使基金会更具知名度；早上醒来，有些事情就在梦中得到了启发。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全世界需要帮助的人们。”他还向记者讲述了世界健康基金会创办人沃尔什的故事：
1958年，美国年轻的心脏病学专家威廉·沃尔什 （WILLIAM B.WALSH）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提交了一个计划，请求总统批给他一艘海军舰艇。经过改建，它成为世界上第一艘在和平环境中的医疗船——“希望号”，它把先进的医疗技术介绍到发展中国家。到了1974年，这艘医疗船完成了11次航行，许多非沿海国家也纷纷要求与基金会合作。与此同时，基金会已经有条件在陆地上开展工作，并在新的地区发展卫生教育项目。世界健康基金会于1983年进入中国，并开始了各种教育培训。26年中，他们开设了糖尿病教育项目、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培训项目、艾滋病医疗教育等项目。今年6月，他们在上海启动了 “疾病全程关护”模式的慢性病管理合作项目。
访谈
经济观察报：如何在那些特别贫困的国家进行健康教育？
约翰·豪：我们在非洲和南美洲有一个叫小村庄的项目，做妇女贷款、小额贷款。我们借给那些妇女90到100美元，她们可以拿钱去开面包店、裁缝店、糖果店等等，等于是给她们创业的资本。但她们要在三个月之内把钱还给我们，而且每两周必须得有一天在我们这里接受健康教育。
经济观察报：在非洲，你们怎么帮助那些艾滋病患者？
约翰·豪：我们帮助那些父母死于艾滋病的弱小儿童，教他们怎么照顾自己，帮助他们回到学校。这个项目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我们教这些贫困的孩子如何运用时间，让他们去做运动、做手工，这样，他们就不会用自己的闲暇时间从事一些不好的事情。
经济观察报：改善国家健康医疗体系最有力的推动者还是政府，你们如何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政府去推动改善计划呢？
约翰·豪：谁是健康医疗体系最有力的推动者，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有人认为这是政府的事，也有的人认为这是公众的事。我的看法是，基金会相信用教育把人聚集在一起，让大家产生共识，所以，健康基金会应该是一个健康系统的促进者。
经济观察报：你们现在有多少志愿者，他们怎么工作？
约翰·豪：我们在全世界共有4000个注册的志愿者，其中近90%的志愿者希望在医疗船上工作。
经济观察报：51年的发展中，医疗船上最著名的医生是谁？
约翰·豪：你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的花园里看到一个雕像，那就是我们基金会的创始人——威廉·沃尔什，铜像上刻着三个词：医生、老师、朋友，这三个词描述了基金会创始人的一生理想及工作。多年来，很多著名的医生成为基金会的志愿者，一些人还来过中国。许多名人也参与到基金会的慈善活动，例如今年6月初，英国维珍航空的首席执行官理查·布莱森通过基金会做了一个为关怀肿瘤儿童提供姑息医疗的项目，他曾到上海看望这些孩子们。
经济观察报：你们如何帮助那些发展中国家去完善他们的医疗培训救助体系呢？
约翰·豪：多年前，中国政府的领导人要求我们对中国的医生和护士做糖尿病的培训。首先，我们建立了一个糖尿病调查小组，到11个城市了解对于糖尿病培训的具体需求。我们的评估小组里有中国基金会的成员、美国基金会的成员，还有中国的糖尿病专家和赞助方的代表。我们采纳了专家评估后给出的一些建议。目前，这个项目已使20万民众受益，在全球的这个项目中，中国做得最好。
经济观察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改变慢性病状况最根本、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约翰·豪：这其实是一个不断改变的过程。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一开始的工作重心放在医护人员身上，最近两三年则放在社区的卫生中心。比如，我们在印度有一个糖尿病项目，它的关注点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而是糖尿病教育者；在墨西哥，我们的糖尿病项目更多是在做同伴教育，也就是生活在糖尿病人周边的人的教育。
经济观察报：在发展中国家推行健康医疗培训项目，你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约翰·豪：项目资金筹集。我们的董事经常问我，晚上睡得着吗？所以，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找到和企业利益的共同点，或者说和其他基金会共同扩展项目的交接点，这样我们就可以共同发展一个项目，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
最近，我们和飞利浦中国公司合作，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大城市建立一个以疾病全程照护为模式的慢性疾病管理项目，由飞利浦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中国目前正在进行新一轮的医疗改革，我们希望通过与中国的三级医院、二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合作，联合 “家庭和患者自我照顾”，开发可持续的、全新的慢性疾病管理模式和体系。
经济观察报：针对中国农村的医疗体系，你们做了什么？
约翰·豪：从2000年开始，我们有一个中国西部医护培训项目。那些医生来到上海接受为期一年的培训。目前已经有179名医生毕业之后，回到自己的家乡。比如说在内蒙古妇幼保健医院，受训的医生回去之后建立了新生儿监护室，他们做得非常好，去年还送给他们一台呼吸机。我们帮乌鲁木齐的新疆人民医院培训医生，他们表现得很好，后来我们也给他们的重症监护室送了一台呼吸机。在宁夏，也是这样。由培训好的医生再去培训其他人，建立专业热忱。
经济观察报：作为一个非盈利组织，你们需要接受企业的赞助，这个过程困难吗？
约翰·豪：对于企业捐赠，第一，我们不对他们设定目标；第二，我们不是去要钱，而是希望跟企业找到一个共同的利益交叉点。举个例子，上周五，在世界健康基金会的促成下，雅培基金会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创设雅培营养研究中心，为许多重症患儿建立有序的营养支持及相关研究，直接提升了关注儿童营养的机会及条件。这个项目有三个目的：首先是形成一个临床的营养支持标准；借由临床营养的扩展帮助这些重症孩子的康复；重视营养在疾病修复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这个计划得到了企业的支持，找到与企业的利益交叉点。
经济观察报：在中国，世界健康基金会的项目基金是来自于中国自筹，还是从总部划拨过来的？
约翰·豪：大部分的资金来自于美国募款，我们没有在中国募款。还有一部分是来自全球的企业。我们在中国建立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共有4000万美元的捐赠，其中有80家全球公司的参与。以前我们只专注于美国的跨国企业，现在我们开始在全球寻找合作伙伴，比如找一些在美国的中国公司，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中国公司去了解这件事情，可以通过他们在美国的公司去募款。
经济观察报：怎么让更多人知道你们在做的事情呢？
约翰·豪：我们常常带一些名人参观我们的项目，他们看完之后大部分都会说 “太感人了，什么事情是我可以做的？”一些项目就是这样形成的。
经济观察报：经济危机的时候，怎么去领导一家只花钱不赚钱的机构？
约翰·豪：每年我们都会由董事会做预算，94%的预算资金都来自于企业，也就是说我和同事们都得去做一些项目的资金筹划。94%的基金会成员都是来自于私人企业，只有6%来自政府，所以当整个经济大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也会受到影响，这也就是说，我每天夜里从梦中醒过来的次数会更多。
- · 季卫东的梦想 | 2009-11-13
- · 我们有一个梦想 | 2009-09-28
- · 梦想创造未来 | 2009-09-28
- · 阿里巴巴的梦想国 | 2009-09-21
- · 阿里巴巴的梦想国 | 2009-09-18
相关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