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才是减压阀

苏琦

　　元宵节过后，南下的滚滚打工人流令年前悬于各界心头的一个疑问尘埃落定：尽管就业前景黯淡，多数农民工并没有选择蛰伏乡间，还是一如既往踏上了觅工之途，人们津津乐道多年的农村应该能够发挥的所谓减压阀与蓄水池的功能并没有显现。

接下来的悬疑是：在注定找不到工作，或者找不到全职工作，或者找到工作薪水也要降低的情势下，这些农民工是选择回去还是留下？

或许除了农民工流出地的地方政府，和那些从学理和道义上感觉如此对待农民工有违公平的专家学者们之外，几乎所有的人都更愿意看到觅工碰壁的农民工安分守己地打道回府。这样一来城市就业的压力会骤然减轻，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也得以消除。另一方面随着青壮劳动力的回流，让一些三农学者们痛心疾首的农村萧条景况会一举改观，新农村建设从此无生力军匮乏之虞。

抛开其中强烈的犬儒自保的气息不论，这种设想从主观而言实在是过于一厢情愿，而从客观现实和历史经验的角度来说又过于武断。

其过于一厢情愿之处在于大包大揽替农民工规划了行动路线图，全然不管这一表面上长期失语的群体，实际上蕴含着极为强大的用脚投票的能量。当一个人面对两种选择之际，如果其中一种选择的结果一望便知，另一个虽然前景不乐观但也存在突围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决策是不言而喻的。而广大的农民工当下所面临的回乡种地与留城觅工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抉择之局。相较于回乡种地，多数农民工无疑更愿意忍受不饱和就业和薪酬降低。即使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也会继续漂泊，前往二线乃至三线城市碰碰运气，而不会回乡务农。

此外，那种认为农村是中国就业问题的减压阀和劳动力蓄水池的看法也失之于武断。从中国和国际历史经验来看，是城市而非农村才发挥了减压阀的作用。

以中国为例，自清末以来人多地少的张力主要靠走西口、闯关东和沿海的城市化得以释放。与人们从电视剧中得到的印象相反，这些闯荡在外的农民主要不是靠采参、种地和啸聚山林来解决就业问题，吸纳他们的制度性途径更多是工业化、城市化。从清末到1940年代初，东北人口从1000万猛增至4450万，其新兴城市如哈尔滨、沈阳、长春、大连、本溪、抚顺等地移民增加的速度和所占比例比上海还高。

而就近现代上海的情形而言，除了本身的工商业增长不断吸纳乡下劳动力之外，在重大灾难发生时更是发挥了重要的减压阀的功能，尽管多少是有些不情愿的。每逢黄淮、江淮水患发生，苏北、皖北灾民便蜂拥至上海及其郊区，形成大量棚户区。大上海不仅通过各种慈善组织、同乡会和志愿者团体给予其紧急救济，还提供了大量的不饱和就业的机会。当时沪上风行一时的英文刊物《米勒氏评论》就曾指出，如若这些灾民此刻依然分散于乡间等待政府遥远而迟滞的救济，其命运将悲惨至十倍。

在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城市化问题至今未能得到妥善解决，其贫民窟麋集之态更为人诟病。但是相较于另外两个可怕的前景，在那些国家朝野人士的眼中，贫民窟至少是一个勉强可以接受的选择。其一是生态的恶化：第三世界国家1960年代以提高农业单产为特征的“绿色革命”，将大批劳动力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些闲散劳动力无所事事，便进入原始山林伐木烧荒开辟新的土地，结果造成重大的生态灾难。这些国家被迫加快了城市化进程，靠提供不饱和就业来吸纳剩余劳动力，从而避免了生态进一步恶化。其二是农村的暴力革命化：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意识到，虽然迅速的城市化导致城区社会混乱和政治波动，然而，与把那些较活跃而又具才智的人强行送回农村比起来，这些毛病实在算不上什么，如果这些人呆在农村，后果才是不堪设想的。

而就中国目前的情形而言，除非我们恢复粮票和强制收容遣送制度，否则就必须放弃“农村人口应该大规模返乡”的政策鼓励和社会心态，考虑以更积极主动的方式发挥城市的减压阀作用，这样的共渡时艰才更为现实，也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