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不是衙门（上）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leiyi5684@vip.sina.com

　　在1917年元月就任北大校长时，年已半百的蔡元培在政坛和学界的地位早已奠定。此后在北京大学的短短六年，是他壮阔一生中最为辉煌、最具历史意义的一段历程。时至今日，他之所以一直被人们以崇敬之心、景仰之情反复纪念、思念、怀念、探讨、研究，盖因“北大校长”矣。在蔡氏之前之后就任北大校长者并不乏人，而唯独他享此尊荣，足见并非“北大校长”使其有此崇高历史地位，而是他“校长”北大而使中国教育、文化进入新境界。

1916年夏，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暴毙而亡，中国开始陷入军阀混战。各路军阀忙于你争我夺，无人关注教育，客观上却为教育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自主的空间。1916年末，蔡元培在友人力邀下回国，于1917年元月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所收学生都是京官，被称为老爷。而学堂的监督和教员则称为中堂或大人，多为官僚。由于学生是为今后做官而来，所以教员受欢迎的程度不是其学问的高低，而是其官阶的高低。1912年民国成立，出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便想将“衙门”化的京师大学堂改造为真正的大学，将学校改名为北京大学校，总督改为校长；各科监督改为各科学长等等。但由于他不久即辞职而去，未能实现改造北大的计划。到1917年他重返北大时，发现并无根本性变化，他曾谈起当时北大学生“仍报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北大仍是旧式“衙门”。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举行新学期开学典礼，在校长就职演说中，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谪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他要求学生抱定研究学问的宗旨，注重道德修养，敬爱师友。以后他多次强调 “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是做官的场所。在给吴稚晖的信中谈到改变北大校风的计划，首先“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

是“纯粹之学问家”受重视，还是由官僚政客或所谓“学官”主导，这对任何大学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强调大学是“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而不是“衙门”，确实抓住了问题的根本。任何机构都是一种组织，都要有制度管理，有管理者，大学自不例外。但把大学作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与将其作为“衙门”的管理方式则大不一样。

在蔡元培之前的北大实际就是一个“衙门”，一切都是校长说了算，所有校务只有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等极少数人参与决定，连各科学长都不得与闻，一般教授、讲师更无缘置喙。在德法游学多年，深受“教授治校”现代大学制度影响的蔡元培认为，北大这种“组织形式形同专制政府；随着民主精神的高涨，它必然要被改革掉”。他决心改变这种“衙门”式管理体制，代之以民主的现代学术机构的管理体制。

于是，他到北大不久，就设立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立法和权力机构。负责学校各种章程、法规和制定，同时各学科的废立、各门课程的多少及改革、学校的财政安排、聘请新教授等事项均须经评议会严格的审核通过。评议会的评议员全部是教授，校长与各科学长为当然评议员，各科评议员由本预科各选两名教授作代表，任期一年。文科学长陈独秀，文本科教授胡适、章士钊，文预科教授沈尹默、周思敬等都曾担任过评议会评议员。1917年底，他主持召开评议会会议，决定设立各学科教授会，教授会会员由各科教授和讲师组成，教授会主任由会员推举。1918年，共成立了国文、英文、数学、物理、化学、法律、政治、哲学、经济、法文、德文共11个学科教授会。在学校行政管理方面，蔡元培也采取一系列措施保证教授参与管理。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扩大、巩固了教授治校的范围。

蔡元培在北大实行教授治校，开启了中国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深刻革命。教授治校使教授在大学的决策与管理中起决定性的或主导的作用，减少行政对学术的干扰，学校的行政机构确实起服务与辅助作用，而不是外行领导内行，行政部门“喧宾夺主”或“反客为主”，让业务部门反过来为行政部门服务。而且，教授治校是基层民主政治的一种拓展。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说明，民主政治完全可以“基层”首先实行，而这种“基层民主”的渐次展开恰恰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础。

教授治校是大学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重要保证，使大学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和政治斗争的干扰。在不民主的社会中营造出一个相对独立的、民主的“小共同体”。他曾这样评说给他影响至深的德国大学制度：“德国革命以前是很专制的，但是他的大学是极端的平民主义；他和校长与各科学长，都是每年更迭一次，由教授会公举的；他的校长，由四科教授迭任”。他营造的北京大学，即是这种生存于专制社会中的一个民主孤岛。对以探索、传承知识为天职的大学来说，这种民主格外重要。对知识的追寻就是对未知世界的探险，必然充满种种失误、错误，只有这个学术共同体中的每个人都能独立、平等地发言、批评与被批评，彼此能畅所欲言地交流与商榷，不同学术观点百家争鸣，才有获得真理的可能。

现代思想家波拉尼（MichaelPolanyi）认为，这种共同体应该形成的是“普遍权威”（GeneralAuthority）而不是“特定权威”（SpecificAuthor－ity）。所谓“普遍权威”是指每个人都有独立的知识、规则的“诠释权”，这种权威是共同体中每个人都在自由、充分地表达各自观点后，相溶而成的一种普遍意见，其权威也是在民主制度下，自下而上自然而然形成的。相反，“特定权威”则是规定只有高高在上的“中心”、“总部”才有知识、规则的“诠释权”，一切重要的诠释和变革创新都由这个 “特定权威”发布命令、发出宣告，而成员只能服从其决定。波拉尼进一步指出，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权威观念，一个要求大家自由，另一个要求大家服从。两相比较，“普遍权威观”更有利于科学、知识、学术的发展进步。

蔡元培的这一系列改革，使“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治校方针的实施获得制度性保障。而这一治校方针的具体落实，正是从北大文科整顿开始的。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申明：“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但他深知，“吾国承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提倡思想、学术自由至为不易。

北大文科一直为桐城派古文家把持，守旧派居统治地位，新思想、新观点不为所容。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蔡元培的办学方针，为打破守旧派的“一统天下”，使北大学术、思想多元化，所以他着重聘请具有新思想、新观点的学者到北大任教。在短短时间内，就聘请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新思潮的代表人物（1920年鲁迅也来到北大）。为了表示“礼聘”之诚，他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并允许其将非学术性的思想性刊物《新青年》带到北大出版，新文化先锋迅速云集，“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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