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杀案和新闻写作
前《纽约时报》记者瑞克·布鲁格在他的自传里提到，自己曾经报道过一桩凶杀案：“1994年秋在南卡罗莱纳州北部的乡村纺织品加工厂的居民区里，发生了一起杀害两个幼儿的谋杀案。在我们这些搞新闻的人回答或者试图回答一个接一个的问题时，这宗奇案让全美上下牵肠挂肚。其中的‘动机’（Why）是惟一没有答案的要素，直到今天，这个缺憾仍然令我不安。”
布鲁格接到编辑的指示，来到南卡罗莱纳州之后，和几乎所有记者及美国人一样，被这桩谋杀案搞得晕头转向。起初，他写了一篇动人的故事，描述一个母亲和她的两个孩子如何在黑暗中，坐在汽车里被抢劫，蒙着面的黑人抢匪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飞驰而去，只剩下年轻的母亲跪在地上呼天抢地。
后来证明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让人胆战心惊的骗局。真实的故事是：母亲给自己的两个孩子穿上整齐的衣服，把车开到湖水边，停在坡度很大的放船坡上，然后母亲走出车，松开手刹，让车滑入湖中，两个被固定在座位上的孩子就这样慢慢淹死。
真相揭开后，潜水员到水中去寻找那辆沉入水底的红色马自达。接受采访时，潜水员说：“我得把灯贴在窗上向里面看，我能看到一只按在玻璃窗上的小手。”
布鲁格和所有记者都明白自己被骗了。但他仍然出类拔萃，是因为他独家采访到了让凶手苏珊·史密斯说出真相的警察霍华德·威尔斯。后来在德克萨斯大学的新闻学教授戴维·加洛克编辑的 《普立策新闻特稿奖作品集》里，仍然找得到布鲁格的作品《凶手的惟一知己：逮住苏珊·史密斯的男人》。
苏珊·史密斯杀死两个孩子的新闻被报道之后，据说身在纽约的人们，临睡前都要再抱一抱自己的孩子，人性之阴冷令正常人感到恐惧。这让人想到杜鲁门·卡波特的 《冷血》。1959年11月15日美国中部堪萨斯州的灭门谋杀案，也同样让美国人感到阴冷，临睡前都要再看一看自己的家人。
因为电影《卡波特》的缘故，这桩凶杀案和作家写作的过程更加广为人知。生活在纽约名流圈内的杜鲁门·卡波特突发奇想，要去调查这件震动了美国的凶杀案，他运用自己的社交技巧和跟明星混得脸熟的优势，成功征服了小镇的居民，然后又跟两名谋杀犯成为知交好友。他先是想给 《纽约客》写一篇报道，后来一篇报道的篇幅已经不够，索性写了一本书，而且一写就写成了经典，结果自己也不能走出阴影，后来就干脆不再写了。
作家们如果一旦给自己挑选了谋杀案作为写作主题，就好像武林高手内功尽失，只能赤膊上阵，原因可以用一个很俗套的话来表明：真相的残酷远远超过了小说家想象力的极限。所以中国作家一般不接这活儿，因为搞得好还招式俱在，有板有眼，搞不好就像泼妇打架，实在没什么好看。
1981年加西亚·马尔克斯沉寂许久之后，出版了新书《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据说原因是，“鉴于《百年孤独》的文学价值，只要他再发表一部新作就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76年开始宣布“文学罢工”，声称只要皮诺切特不倒台就不写作的马尔克斯动了心，出版了新作品，选择的题材正是发生在1951年的一桩谋杀案。
后来，在访谈录 《番石榴飘香》中，马尔克斯说，对于《百年孤独》自己用了十五六年的时间来打腹稿，至于《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他酝酿了三十年。“小说描写的事情发生在1951年，当时我并没有想到把它作为小说的素材，只是想写篇报道文章。但是，那时候新闻报道在哥伦比亚还是一种不甚发达的文体，而我又是一个地方报纸的记者，报社可能对这类事不感兴趣……我认为小说结尾必须有对杀人情节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关键是引入一个人来把故事串在一起——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出场了——使他在小说的时间结构上能自如推前和拉后。这就是说，三十年之后，我才发现很多作家经常忽视的一点，即文学的最佳模式是真实。”
马尔克斯像个打碎了花瓶的狡诈的孩子一样，找出了这个碎花瓶的所有碎片，然后按照纹理一片一片去拼贴，“我着力发现和表述一系列几乎是无法用数字计算的大大小小的巧合事件。”
卡波特和马尔克斯都写的是毫无悬念的故事，在一开始就把故事的结局讲出来，然后才去想，既然所有事情大家都知道了，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这真是个考验人的问题，你需要自己去看他们的书，然后自己去解答。
与之相类，《刽子手之歌》也是本很值得去看的书。诺曼·梅勒的这本大厚书要更加“新闻写作”，梅勒老老实实以时间为线索叙述了一个精彩故事。整本书中都没有“我”出现，这对梅勒这个自大狂而言，相当难得。
梅勒选中的凶杀案发生在1976年7月的美国犹他州。一个假释犯似乎毫无理由地杀死了一名加油站服务员和一名汽车旅馆经理——是在对方毫无反抗交出身上所有的钱之后。接下来因为凶手放弃上诉，要求自己被处死，成为美国名人。当然，对于那两名死者的家属而言，这桩事情非常混蛋。“有钱的糊涂蛋”围着这个凶手和他的朋友、家属打转，依靠出售自己生平故事，凶手变成了一个短暂的富翁。在这本书的下半部，完全变成了新闻界围绕着这名凶手进行的争夺。不过诺曼·梅勒倒是没说自己是如何获得这个题材的。
瑞克·布鲁格在1996年获得了普立策奖，因为他“以典雅的文风书写当代美国的故事”。只是记者向文学的进攻还是没有作家向新闻的进攻有力。凶杀案本是记者的领地，可是却让小说家们用新闻手法攻城略地，然后他们的作品又都变成了记者学写作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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