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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宁/文 这是一条昨天见报并为各类网站广泛转贴的重要维权新闻——上月23日，武汉市区45万餐饮职工的最低工资标准，统一以该市最低工资标准为基础上浮30%。在此前，武汉餐饮业部分职工实际拿到的工资甚至低于该市政府划定的最低工资线。

这是一场历时50余天、在中国当代劳资博弈史上前所未闻的行业工资集体谈判。甲方由武汉市商贸金融烟草工会出面，身后站着45万餐饮职工；乙方由武汉市餐饮协会出头，代表大小餐馆食铺4万名老板……如果谈判合同所确立的主要条款能得到切实执行，甚至执行过程打点折，其受益面（占武汉现有劳动者的五分之一）放在全国看，依然可以说是空前的。

经笔者归纳，这份来之不易的“集体工资合同”还有如下几大亮色：其一、假定当地政府上调最低工资线，该合同所规定的上浮30%继续有效；其二、单独规定了今年该市餐饮职工工资年度增幅为9%；其三、在以往最缺乏保障的加班、病休等最易侵犯职工权益的环节及报酬或赔偿支付标准，以及其它劳动权利保护款项，均首次明确写成了“白纸黑字”；其四、这场“马拉松”谈判自始至终借力媒体和网络力量公开操作，双方各自挑选的9名谈判代表，全部在在报纸和网站公示一周，作为谈判最终成果的合同文本，也在报纸和网站全文公示一周。两个“公示”扩大了此项谈判及谈判成果的社会关注面，为企业履行合同前提注入了社会监督“因子”和舆论压力。

然而，笔者和广大网友一样，依然担心“武汉样本”在各地很难真正推广。一方面，国内大大小小的企业工会，总体上仍然处于花瓶状态，有形无实、有名无权，缺乏对劳动者的感召力和凝聚力。甚至在骨子里，某些人和某些机构，并不希望企业工会也包括行业工会过于张扬和强势。说点历史，当年在苏东集团门下的波兰，以瓦文萨为首的“团结工会”在该国政坛闹出的“响动”，肯定令某些人到今天都深感不悦。另一方面，没有官方身份的各级地方总工会在背后实心支持，就算企业工会有诉求，行业工会肯挑头，工资集体谈判的事情照样做不起来，就算勉强做成了，执行效果也注定是口惠大于实惠……

上述担心并非出于认知偏见，更非笔者生性偏激。笔者想对今天的年轻网友们介绍的是，工资集体协商谈判并非新东西，1990年代中期笔者还在做记者时，就对此作过多次采访。十数年后，这件合法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好事依然难在各行各业普遍推开，大多数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职工工资仍以老板“一口价”为准，若就事论事析成因，无非就是五句话：老板不愿谈，企业工会不敢谈，职工没胆谈，地方总工会欠作为，地方党委政府态度爱昧。

把话说到这份上，识者已然明了，要让工资集体谈判切实推进，现阶段有两个最低标准之前置条件缺一不可：一是地方总工会腰板要硬，二是地方党委政府要坚决摒弃职工涨工资就会“影响招商引资环境”的落伍思维。而且，假定后一个前置条件不能具备，前一个前置条件也就很难单独成立。拿此标准对照，“武汉样本”另有玄机和奥妙共同促成：

表面上，武汉餐饮职工工资集体谈判的甲方是商贸金融烟草工会，但幕后为此项谈判牵头、张罗、撑腰者却是武汉市总工会。那儿的总工会为何能把腰杆挺起来——透过媒体报道，总工会主席朱毅位居中共武汉市委常委…… 

识者所知，除中华全国总工会历届主席基本上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国内省、市、县三级地方总工会主席，通常很难被安排为同级地方党委的常委，安排为地方政协副主席、人大副主任者都非常鲜见。常言道，地位决定作为，朱毅首先身居市委常委之要职，该市总工会在当地的社会地位当然不一般。国内餐饮行业职工工资普遍偏低，为何工资集体谈判率先在武汉突破，且是整个行业的整体性突破，这是值得关注当代中国劳工维权的各界人士也包括众网友共同思考的。

其中，最关键的、经思考不难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行业工会要硬气，地方总工会就得在幕后当行业工会的“老板”。地方总工会在地方要说话算数——能无所顾忌地为劳动者维权，必须得到地方党委和政府尤其是地方两个一把手的切实支持。如果两个一把手尤其是地方党委书记“前怕狼后怕虎”，地方总工会不但难有作为，而且还会处处受到掣肘。因此，地方总工会主席应该普遍入职地方党委常委。若一时难以完全做到，至少要在地方同时担任人大或政协副职。去年下半年以来，上海工资集体谈判明显有所起色，与新任总工会主席同时入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不无关联。

简言之，地方各级总工会主席若依然只是个“空头主席”，该地方的工资集体谈判就很难有实质性推动。今年下半年至明年春天，省及省以下“四套班子”都要进行换届，如果各级地方总工会主席经换届而“政治地位”得到普遍提升，对推广工资集体谈判是有利的。否则，类似“武汉样本”更多仍停留于欣赏和感慨层面，其推广价值必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