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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朱大可喜欢戴着眼镜出门，“在与人交往中，我并不愿给人太犀利的感觉”。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更注重表达的方式，人的情商是不断提高的。 

饭桌上的朱大可并不惹人注目，在众人的口若悬河声中，他低头努力卷着烤鸭，“我喜欢听你们说”，他这样解释。他脸上始终挂着浅浅的笑，在嚼着烤鸭时，你可以通过他的嘴角和眼神看出他对某个观点的态度。 

 

《记忆的红皮书》与朱大可以往的作品《燃烧的迷津》、《话语的闪电》、《流氓的盛宴》相比，尽管仍然具有激越的情感、奇幻的想象和瑰丽的文风，但在追求独特思想性和说理透辟的同时，显得柔和很多。与青年时期气盛的呐喊相比，“红皮书”里包裹的，是中年的浓情沉思和回忆。 

“红皮书”通常是指一国政府正式发表的重要文件，或者是关于危机警示的研究报告。而在朱大可的“红皮书”中，危机警示则是指：那些正在被蓄意遗忘的岁月、口水化危机的忧思、汉语言的未来。 

红皮书》是朱大可个人情感的记忆，也是他所经历时代的记忆。“它像一个年代久远的箱笼，收藏了我的大部分话语细软。在编完这个集子时，我突然意识到，生命的一部分，已经转成另一个样式保存下来。它不只是我自身的历史镜像，更是灵魂变形和物化的结果。” 

在这个箱笼里，你可以看到一个孩子眼里的大革命时代镜像。那些童年的梦想、少年时代的爱情，青春期的迷津、以及在极度饥渴的年代，对美食和精神食粮的诉求。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孩子对周遭世界的秘密观察，他眼神里的惊恐，嘴巴里的幸福，对人性最原始和最本真的思索。他是如何依靠私密的温情度过那个粗暴冰冷的年代，又如何亲手打碎自己最初的信念，作别地下小资阶级夜游症时代，看清生活的本来面目。以至于最后，如何慷慨地为葬送掉自己的年代干杯。 

你可以想象，中年的朱大可在伏案追忆过往时，是多么怜惜地看着曾经的那个小男孩，他详尽地记述、分析、探究、精神结构，仿佛在为今天的自己溯源。 

“在寒假里，我时常站在窗口，眺望弄堂里的风景，在邻居小姑娘们经过楼下时，赶紧坐到钢琴上去，开始手忙脚乱地弹奏，炫耀着可笑的虚荣。指望这声音能够击中某个小傻瓜的头脑，就像酸话梅和咸桃板击中她们的小嘴一样。” 

在那个“除了毛的语录和选集，中国不再需要其他思想”的年代，在“焚书，消灭最危险的思想”的背景下，《朱元璋传》、《中国通史》、《中共党史》等书目，直接篡改了童年的精神程序：“我绕过童话，直接到达了历史。就小孩子而言，‘文革’是童话的最心酸的敌人。” 

“天亮时刻，我交出了上百万字的大书，犹如交出一个被榨空的钱袋，我筋疲力尽，但心情愉快，头脑里布满了清澈的文学的阳光。” 

在被逼到精神世界尽头的时候，秘密的读书公社在迷乱的烛光里诞生。“读巴尔扎克《农民》时，我做了一份两千多字的笔记，把它写在一盒小纸卷上，看起来像支香烟，但展开后却成了思想。这份幼稚的笔记被人在圈子里传阅，犹如散布一条叛逆的真理。 

许多年后，朱大可回忆说——“我的精神摇篮是属于光华四射的七十年代的”。马克思红色经典的熏陶，激励了他对于真理的无限思念。“今天，即使红色乌托邦早已破灭，他的激辩气质仍然镶嵌在我的骨头里，像一颗隐隐作痛的子弹，提示着一种反叛者的热烈意义。我始终是这个人缄默的信徒。” 

在这样的根基下，朱大可将自己定义为批判型知识分子。他在《红皮书》里，除了个人过往的追忆，也展示了对固有思想、社会和文化的探究和批判。 

“我追寻的是普世的哲学观和最原始的真理，”朱大可说，他选择以隐喻写作的方式表达对社会的看法。 

《红皮书》里“脚与颅的叙事”、“城市．密码”、“字词和影像的真理”这些篇章里，收录了一些哲思型的随笔、以及对城市意象、文化现象的解读。其中《洗脚之歌》，使朱大可获得了“文化恐龙”的称赞，以示其在当今文化界的稀有性。 

《洗脚之歌》与其说是对脚足的称赞，不如说是对逃亡精神的一种言简意赅的颂扬。“一个时间的匆忙过客，他会在信念的河流上洗涤他的帽带和脚足吗？他将从桥上行色仓促地走过，奔赴那个被给定了的结局。只有一种从存在的残酷性和紧张性中获得解放的人，才可能驻足于所有美丽的风景，在岁月的河岸上洗濯生命的尘土，而后，唱着无词之歌，来他的来处和去他的去处” 。 

《我坐在加缪先生的山顶上》展示了朱大可对存在主义的理解，加缪的思想修辞和语词练习，则帮助他走过困顿的岁月。他借此表达对汉语言文化的忧患。“我奋力推动着他（加缪）留给我们的那些发黄的字词，沉重而又轻盈，其上依然带着地中海阳光的温热。我突然意识到，基于我与话语之石的秘密契约，也基于汉语的这种严重溃退，我成了无数（推石上山的）西西弗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