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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历史不能假设，可人就是断不了假设历史这个念想。我们中国人最爱假设两段历史，一是明朝中后期，一是清末民初。 

这可以理解。首先，黄河般曲折的中国历史，曾在这两个河段急剧改道。更重要的是，上述两个历史时段——内忧外患；改革还是不改革；如何改革——决定了中国近五百年历史叙事的主干，以及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现有想象。 

平生遇到一些志向高远的人士，喜欢手上夹着红蓝铅笔，在地图上指指点点。他们回顾上述两段历史，痛心疾首之余，论述中最常使用一个词，就是“假如”。而明朝恰好提供了太多的假如。 

大明王朝由始及终，凡276年，而这近三个世纪的历史，又和欧洲文艺复兴大体并行。中国人和西方的文化心理，便是在那一时期分别特化发展。欧洲发展出一套全新的政治、金融、宗教、科学、教育体系，而中国虽然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但终于随着农民革命和女真人入侵，全部被扼杀在摇篮中。这些历史的偶然因素，使得中国历史终于未能走到一个引向繁荣进步的拐点。于是有了种种“假如”。 

但这种文明格局的变化，似乎不在《明朝》作者的兴趣范围内。我们在书中更多看到，作者对于官场文化和帝王之术的津津乐道，尤其是朋党斗争中的官僚们，如何玩弄手腕和心眼。对于明朝如何发展文化、技术并积累物质财富，这里甚少解释，好像路线对了头，文明自然更上一层楼。作者（也许包括多数读者）的兴趣，显然在于最高权力的觊觎、争夺与守护。既然如此，真不如把书名改成《明朝宫廷、官场那些事儿》。 

我知道，手腕和心眼非常值得玩味；它们代表一种高超的智慧，操作上的微妙和精致，不亚于任何艺术。代价是我们玩味之余，不再把目光投向远大的领域，以致我们的世界微缩成一桌麻将。这也是一种玩物丧志。人际智慧的房中术，使我们失去了那种好奇和渴望。人们的兴趣不是集中在财富的创造，而是财富的分配。分配意味着占有，包括隐性的占有，而且越是没得可分，就越要讲究怎么分；这就叫做懂政治。所以人们争着当领导。 

这种事情讲多了，就会成为马基雅维利式的逆向道德训诲。结果是公德、私德分离；君子之仁义，小人之仁义分离，而且无所不用其极，像明朝很多小说那样，假劝善之名，行诲淫诲盗之实，并最终被误读成赌徒的励志读物。 

不苛求古人，并不意味着为古人的负面遗产无端回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