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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热点的问题 最坦率的观点
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萌生要去出这样一本书的想法?
答:这本书不是我的想法,是他们(出版策划方)几个人的想法,我只是提供了一些素材给他们,就是我的节目采访。节目采访我们是没有分类的,但是出版著作的时候他们需要去做分类。这个分类完全根据他们出版人对市场的敏感和他们自己的判断。其实这样的策划已经是第二次,我们提供素材,他们去做菜。这本书分的很好。
我觉这本书的分量很重,这里头的专家谈的一些问题是稀释在三年多的时间里的,把好几个炸弹放在一起达到一个极数状态。因此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我们三年多以来,一些最热点的问题的最坦率的观点的结集,我们的专家在节目上头是非常坦率的学者,他们讲的都是自己研究的所得。
不学电脑是一种莫名的惯性
问:这么多年,网络,电脑,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大家就好像离不开了一样,您为什么拒绝呢?
答:我没有拒绝,这个一定要和大家说明一下,因为很多人说我这个是装清高,故作高雅或者说是有意保持一个什么形象,其实这些都没有,任何一个想法动机都没有。
刚开始有中关村电脑一条街,我已经在中关村攒了一台电脑。我把王永明那套五笔字型教材倒背如流,还四处跟我那些朋友宣传,用电脑,用五笔达到那种美妙的境界。
我反复告诉我那些朋友,一定是五笔字型不是拼音,为什么?拼音敲出来的是一串字,你要在中间去挑,你的思维是中断的,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思维,而且你的眼睛是睁着的,你不能闭着眼睛去挑字啊!五笔是可以闭着眼睛的,它保持了思维的完整性向前,像意识流一样。我们很多人都做白日梦,但是我们的白日梦都写不出来,就是因为我们写字的时候是睁着眼睛的,所以每一个作家,每一个诗人甚至每一个画家都会有一个终身的遗憾,因为它的作品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它的脑海里原初的东西,五笔字型的电脑真的能够替我们实现这个梦想。
我替五笔字型做了无数的宣传,但最后我一次键都没碰过。后来我不学电脑其实没有真正的主观的理由,它就是一种莫名的惯性就延续下来的。
但是其实确实有一次我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用电脑写作和我不用电脑写作,它们区别在什么地方?我发现在改稿子上面。电视脚本的思维我叫它作造句思维,你可以从中间任意一个句子写起,最后再用剪刀浆糊把它编一次就可以了,用电脑没办法进行我这种写作,可能是这一点最后阻止了我继续学电脑。
还有就是,我看书有个毛病,喜欢倒着看,我拿起书来自自然然的手势就是从最后往前面翻,很多时候我只这么翻了一下,这本书我就再没有碰过了,我不会从前面往后翻。
问:现在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数字化带来很多的变化。比如说像电子书已经出来了,大家都在去开拓这样的市场,包括将来学校里面,可能以后学生的书包就背个电子阅读器,把所有工具书什么的都装进去了。过去是博客,现在是一百多个字的微博,一切都简化了,您觉得这样发展下去人们的生活质量是好还是不好呢?
答:我觉得我还没有做一个大的判断的能力,但是有一个小的东西。我经常参加会议,包括一些国际会议,我特别不习惯不欣赏甚至是反对接个电脑上去做PPT。演讲的现场感,对现场情绪的笼罩,临时的发挥,激情产生的火花,包括人和听众之间的瞬间产生的眼神的交流,情绪的反馈和思想的反馈,然后你马上调整自己演说的节奏和演说的内容,包括演说的方向,这种魅力才是现场要的。我去做美术类的演讲都绝不用PPT,我会用我的语言把大家带到一个画家的画境里去,尽管眼前一幅画也没有。
艺术取代不了信仰
问:传统的一些国学,昆曲,京剧包括中国绘画书法,它们都跟现在的生活以及西方的艺术进行一种糅合和演绎。我们现在像京戏,书法都是小众,离退休没事干的人去做的事儿。一个画展书法展,年轻人说他看不懂,没人去,也很少有人学,这些好像跟他们没什么关系。包括昆曲,在台湾可以很普及,而人文这块儿我们很多传统的东西都已经被丢掉了,包括城市改造把那些过去老的建筑,一些老的遗留下来的记忆的东西被认为是很破烂的东西。影响城市发展的都把它拆了,这些东西永远都不适宜台湾。
答:台湾的情况其实也没你说的这么好,我们所谓的中国文化中比较高层次的一部分是四九年大陆大量的文化人和精英跟着蒋介石政权到台湾带来的。
所以你要说台湾那边有多么雄厚的民间基础是谈不上的。包括这种民间据我了解其实还是局限于在一群爱好者群体,而爱好者的主体是富太太。台湾有相当一批太太是职业太太,她们要培养自己的一个趣味,所以她们大量的成为社会上文化艺术的骨干人物,我称之为太太团。
我去台湾做过几次李可染的展览,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义工制度,比如说还有三天展览就要正式对公众开放了,我肯定会提前过去培训义工。开展以后我们就撤到一边开始和台湾的学者画家进行一种高端的学术交流,展厅就交给这些义工。这些义工80%到90%是太太,其中可能会有哪一位是台湾的七大家族中的太太,甚至可能是行政院副院长的太太,你都根本不知道。她也完全像个小学生一样,跟着大家一起做事。你们如果有机会去台北,肯定会去台北故宫博物院,你在台北故宫博物馆看到那些穿着制服和你们非常专业地进行讲解的,包括在门口收门票的,给你做各种义工服务,下雨时候给你递伞的全部都是资本家阔太太,是这些人组成了社会当中各种各样的文学艺术的爱好团体,变成了粉丝团,跟着她们的偶像全世界到处跑。
台湾的年轻人一样是喜欢更时尚的美国的生活方式,这没有差别。但是有一条最大的差别,你到了台湾之后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你仔细品味过后会发现这个所谓的似曾相识原来是和你奶奶的记忆似曾相识,是一种隔代的信息的传递。台湾这个社会既很现代,又和我们传统的生活主流没有断裂,它仍然是这样一个我们中国人祖祖辈辈世俗的生活过来的场景。
问:艺术给我们的感觉是小众范围内自己的事情,和老百姓没什么关系,学校里面把音乐课美术课都改成上语数外,您认为在我们大家的信仰还没有明确的情况下,艺术能否取代信仰的位置?
答:艺术取代不了,蔡元培先生的以美代于宗教的说法是老先生从教育角度提出的想法,但是从文化的角度上说,这是不可能成立的命题,艺术只能对一部分人产生舒缓的作用。
人格的培育来自于一个非常小的关键期,这个关键期过去以后人格就定型了。这个时候,他能不能把这个恶的东西变成一种行动是看环境诱不诱发他,这种可能性从这哲学上和宗教上来说都有,因为有所谓浪子回头,所谓存在的觉醒,天堂五分钟。有这种可能,但像圣保罗那样突然有一刻回心转意从恶回到善上情况并不多,所以大部分人格的养成还是在他孩提时代的关键期,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为什么重视胎教,重视所谓的三年之中不离父母之怀。确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记起三岁以前的事情,但是三岁以内的所有的信息最后都变成了人格。这比知识对人的一生重要的多,以后你的知识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能够转化成你的人格,但大部分的东西只是知识,知识是客观的,外在于你而存在,只有转化成人格的东西才是你主体生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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