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4 Not Found

奥里亚娜·法拉奇 

阿莱克斯初见法拉奇就心神荡漾。他一面滔滔不绝地回答法拉奇的问题，一面情难自禁地一再越过桌上的录音机，去握法拉奇拿着笔做记录的手。 

法拉奇躲闪着，面对采访对象如此亲昵的举动与灼热的目光，她一开始并不舒服。但似乎也并不非常厌恶。她只是不断把手挪开以摆脱阿莱克斯的触摸，并低下头避免直视他的眼睛。 

然而，随着交谈的深入，法拉奇对这个满面疮疤、举止唐突的男人渐渐入了迷。她不再挪动手指，而是听任阿莱克斯握着它，她不再回避他的目光，而是紧紧地盯着他。 

那个漫长的采访从中午一直延续到晚饭，以及饭后的深夜。那天晚上，留宿在采访对象家的法拉奇惊魂不定，她拿不准如果这个男人真的闯到她的床上来，她该怎么办？阿莱克斯同样辗转难眠，他在法拉奇的房门口踱来踱去，最终一声长叹回到自己的房间。 

次日，法拉奇返回自己的祖国意大利。几天后，文章发表了。像以往一样，她的这篇采访记在整个欧洲被热烈地传播。那确实是篇杰出的报道。而文末最后几句对答，已泄露出两人之间擦出的微妙火花： 

法拉奇：阿莱克斯，作为一个“人”的含义是什么？ 

阿莱克斯：意味着有勇气，有尊严。意味着相信人类。意味着去爱，但不允许让爱成为避风港。意味着斗争和胜利。你看，差不多就像吉卜林在他的诗《假如》中所写的那样。依你看，人是什么？ 

法拉奇：阿莱克斯，我说人应该就是像你这样。 

1 

一周后，阿莱克斯称病将法拉奇骗回希腊。他不再压抑自己。法拉奇也放弃了抗拒。他们拥抱、亲吻、交谈、晚饭、一整夜的抵死缠绵。早上醒来，法拉奇看到阿莱克斯正趴在枕边凝视她，在她睁开眼睛的那一刻，他说：“你真美！” 

那是1973年的夏天。法拉奇44岁，是蜚声国际的政治记者。她成熟，迷人，有名声，有相当不错的收入。阿莱克斯（大名：亚历山大·帕纳古利斯）34岁，是刚被释放出狱的希腊抵抗运动组织成员。五年的牢狱生涯留给他满身的伤疤和虚弱的五脏，除此之外他一无所有。 

两人神奇而迅速的结合令整个西方世界侧目。一段别人看来荒唐，当事方却沉迷其中的堂·吉诃德般的故事上演了。 

阿莱克斯是堂·吉诃德，用他斗士般的勇气和坚韧，用他诗人般（他的诗确实写得不赖）的热情、浪漫和想象力，用他小男孩般的恶作剧，不倦地与“风车”——希腊独裁军政府作战。而名记法拉奇，则是他忠诚的仆人桑丘潘莎，陪伴他、帮助他、纵容他、满足他，从他不靠谱的反政府行动，到他不可理喻的物质要求和填不满的情欲。 

从不相信爱情的法拉奇，自此相信了：“我曾说，爱情是不存在的。不，它是存在的，爱情就是癌症……当你发觉它的存在的时候，你已经没救了，只能任它在你体内疯狂地扩散。” 

从不流泪的法拉奇，从此伤透了心：“……我不得不使劲干咳了一声，好让自己的眼泪不要流出来。……回到那个房间，我痛苦地发出尖利的叫声。” 

恋爱中的法拉奇彻底放弃了自我，从她的工作、生活，到她的尊严。不论多么无理的索取，不论刚刚被他怎样伤害过（他打在她胸口的狠狠的一拳还在隐隐作痛），只要阿莱克斯一个电话、一声召唤，她立刻放弃自己不再见他的誓言，丢下一切，飞跃重洋赶去他要求她去的地点。 

她也不理解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她想起他丑陋的外表，他的坏脾气，他的偏执、疯狂和经常性的粗俗和堕落。她只能将爱情归类为一种癌症。她患了不治之症。 

难道，才华横溢、勇气过人且无比尖锐的20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女记者法拉奇，在两性关系上竟是个犯贱的受虐狂吗？ 

当然不。法拉奇之所以与阿莱克斯相爱相伴，正是因为她无敌的才华和勇气。只有法拉奇这样的女人，才有胆量爱上阿莱克斯这样疯狂的、时时散发着死亡气息的男人；也只有法拉奇这样的女人，才有能力陪伴他过一种盲目的、无望的、永无止境的“大战风车”的生活。 

他们相爱，因为他们本质上是同类，而且是这茫茫宇宙间绝少的同类。20世纪是个多么让人绝望的世纪。而他俩就是安·兰德（Ayn Rand）在小说《源泉》和《阿特拉斯耸耸肩》里所定义的那一类人：“创造者”。区别于那些依赖别人的目光和头脑而生存的“二手货”、“寄生虫”，他们是那种靠信念、勇气、才华和想象力而生活的人。他们生来就是为了将“人”这个字变成大写字体。 

2 

两人既缠绵又纠结的爱情维持了仅仅三年，就以阿莱克斯遭遇离奇车祸致死而终结。也许正因为戛然而止，才让这段感情保持了最初的色彩和恒久的温度。纵然两人能将自己的激烈和犀利延续至死（法拉奇就做到了），一份如此损耗能量、折磨心灵的爱情，能维持到老吗？ 

它只能在文字中获得纪念和永生——这段电光火石的短暂情爱，催生了两本书：《人》（又译《男子汉》）与《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前者是法拉奇为情人阿莱克斯所做的传记，后者是她写给与阿莱克斯所怀却不幸流产的孩子。 

这是两部让人惊叹、屏息甚至窒息的作品。这个失去两位至爱的女人，在表达对情人和孩子的回忆和思念时，既没有柔情蜜意，也没有可怜兮兮，而是用尽自己的气力去控诉和质疑！控诉专政的残暴和弱智，质疑人之软弱与无力。采访政治人物时下笔如刀、毫不留情的法拉奇，当她将笔指向自己的爱人和孩子，竟然是一样的凌厉。 

她当然是歌颂自己的爱人的，她也是想念自己的孩子的。前者是她“唯一能找到的、躺在黄泉之下的对话者”；后者是让她惊奇、恐惧和陌生的“虚空中抛出的存在”，两部作品都以他俩为唯一的倾诉者，但她倾诉的口吻却是冰凉、冷酷、激烈甚至愤恨的。 

《人》作为一部传记作品显得非常另类。它没有像通常意义的人物传记那样，从人物的出生、成长讲起，尽可能全面描画主人公的一生，而只是追述了阿莱克斯暗杀总统未果、入狱、出狱、与她相遇相恋、遇车祸死亡这短短几年的经历。因为这段时间发生在阿莱克斯身上的事情，法拉奇作为他的伴侣是最近的观察者甚至参与者。 

难得的是，法拉奇并没有因为自己跟主人公的亲密关系，而让这本书变成仅是对亡故恋人的追忆，而是以她杰出的叙述能力、思考的广度和深度，让阿莱克斯的故事变成一部对人的自由意志的歌颂，对独裁专制制度的尖锐的批判： 

“这是一个人的寻常故事，他不屈服于任何教会，任何恐吓，任何潮流，任何思想模式和绝对原则，不管它来自何方，带什么色彩。他宣扬自由。这是一个人的寻常悲剧，他不肯随波逐流，不甘逆来顺受，而要独立思考，因此也就被大家所杀害。这就是你的神话。” 

《人》虽然基于真实人物、真实故事，但它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闻报道，它倾注了作者浓烈的感情，也采用了大量文学手法。然而，法拉奇仍然在这部作品中表现出了一名杰出的职业记者的良好素养。她刻画人物时的距离感、平衡感、客观、清醒和理性，并没有因为她对主人公的爱情而打折扣。所以，我们看到法拉奇笔下的她的爱人、希腊独立运动的英雄，也是个充满缺点与陋习的人。这个被她称为“神话”的人物既可敬又可爱，也常常招人恨。 

不得不赞叹法拉奇的文字。她那音乐般流畅、充满诗意和节奏感的叙述，会激起人强烈的朗读欲望。每次翻开这本书，我都忍不住要大声朗读它开头的两页： 

“夜里你做了那个梦：一只无比英俊的海鸥展开银灰色的翅膀在晨曦中飞翔。它刚毅地独自翱翔在沉睡的城市上空，仿佛天空就是它生活的理想。突然，它盘旋而降，投向大海，激起万道霞光。苏醒了的城市呈现出一派欢乐景象，因为它好久没有见到光明了……”  

一个真实、丰富、饱满的人物，一段传奇到匪夷所思的经历，再加上法拉奇卓绝的文字，让《人》具有了超越时代、穿越时空的价值。否则，作为一部关于一个并没有取得什么政治突破的失败革命者的记录，它的意义很容易随着20世纪那个恶劣时代的远去而折损。是法拉奇让她英年早逝的爱人得以永生。 

我还记得第一次读罢《人》的那个午后，我合上书，在沙发上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恍恍惚惚中，我做了个梦：梦见人生的终点将至，而我却一事无成…… 

3 

如果说《人》是一部颇另类的传记作品，那么《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简直称得上惊世骇俗。我无法想象还有别的母亲会跟她的孩子有如此坦率、残酷，甚少温情的谈话。 

“我敢发誓，让你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并不会给我带来什么欢乐。我不愿看见自己挺着一个大肚子在街上行走，不想看见我亲自哺乳你、擦洗你和教你说话的情景。我是一个有工作的女人，并且有许多其他可干的事情和兴趣。……如果我们硬要呆在一起，孩子，我们最好达成协议。我将为你定一条契约：我会增加体重，我可以把我的身体给你，但不会给出我的心，不会给出我的性格。这些东西是为我而存在的。” 

听起来多么自私和冷酷啊。当然不是每个还在子宫孕育的生命，都会受到来自人间的热烈欢迎，因为各种原因放弃孩子的母亲不在少数。法拉奇的惊世骇俗并不在此，而在于，她毫不遮掩、无所顾忌地告诉她的孩子，关于生命和这世界的残酷真相——是的，残酷的真相。 

关于人世的真相原本是有残酷也有欢乐的，但生活在20世纪、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法拉奇，看到的更多是一个人性堕落、个人尊严和权利被践踏和剥夺的世界。作为一个经受并直面不公不义的社会现实的勇敢坚毅的女性，法拉奇拒绝为小孩子描绘一幅温情脉脉的人间景象，而是像对待一个十八岁的青年般，让他的神经提前接受考验，让他在混沌之初，就意识到人世之残酷、人生之艰难。 

不仅没有几个母亲乐于和敢于对腹中脆弱无辜、尚无意识的孩子讲述如此残酷的真相，而且，也没有几个母亲对生命的本质、个人的自由和尊严，做过如此深刻的思考，如此精彩的表达。 

法拉奇在《信》中讲述的三个故事，与书末那场梦中审判，尤其让人震撼、难忘，思绪百折千转。三个故事包含了法拉奇对这世界之不公的全部控诉和失望；而那场精彩的梦中审判，凸显了法拉奇对生命、个人尊严与权利的强大思辨和困惑。 

我看到许多女性读者都表达了对这本书的不适感。相比较市面上写给准妈妈的那些细碎亲切、爱心漫溢的胎教读本，这本书读来大概会让很多母亲汗毛倒竖。一位朋友说，“法拉奇的子宫是钛合金的，适合战斗，不适合孩子睡觉。” 

但这本书的了不起正在于此，法拉奇与一个未成形的生命细胞的残酷对话，至今仍值得我们每一个人——不论你是男是女，不论你是否在孕育一个新生命——去倾听和思考：我们对生命的权利和尊严，是否有足够深入的理解、足够清晰的答案？ 

这两部作品当年出版时，在法拉奇的祖国意大利与其他欧洲国家都创下了惊人的畅销纪录。而这两本足以让法拉奇跻身杰出作家之列的作品，在中国却长期被忽略，至今远未被充分阅读和理解。 

中国读者贴在法拉奇身上的标签，仍然是“杰出的政治女记者”。她的报道集《风云人物采访记》被阅读的范围要远远广于这两部文学作品。她被谈及最多的仍然是，她咄咄逼人的采访风格、她精彩的访谈录、她采访名单上那些显赫的名字。 

这真是莫大的遗憾。法拉奇作为一名伟大女作家的成就，不应该被她“杰出政治女记者”的标签所遮蔽。作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那些大人物的一份生动、丰富的记录，《风云人物采访记》有它卓越的史料价值；法拉奇高超的采访技巧和独特的报道风格，也仍然值得新闻专业的学生研究琢磨。但是，《人》和《信》作为两部更具普遍意义、更具深刻价值、同时文学成就也更高的作品，无疑值得拥有更多读者。 

去年，法拉奇的《信》和一部早期作品《好莱坞的七宗罪》（这本书我没读完，也没兴趣读完）已经再版。而《人》却除了已难寻觅的80年代的老版本外，再无新版。哪一天我们才能看到《人》和《信》——法拉奇这两部最杰出的作品，能在中国获得更广泛的阅读？让她得以摆脱“杰出政治女记者”的单调标签，进入伟大女作家之列。 

我想，如果当年讽刺过乔治·桑的那个男评论家，胆敢对法拉奇说同样的话，“女人……还是放下你的笔，为这世界多生几个孩子吧。”法拉奇一定会顺手拿起嘴边还在燃烧的烟头，朝他的脸上狠狠砸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