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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程明霞 谭旭峰 侯思铭 答=刘鉴强

我们对他们了解不够 

问：西藏的话题，既让人着迷，又非常敏感，它涉及复杂的文化、宗教以及政治背景，很难把握。你当初怎么会提起兴趣和勇气写一本西藏题材的书？ 

答：我虽然写西藏，其实也不是从政治入手，这也不是我这本书的重点。我像很多人一样，对西藏感兴趣，关心西藏问题，但是我并不懂得西藏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的生活是怎么回事。 

不光我们不懂，西方人其实更不懂，虽然他们跟我们一样对西藏感兴趣。我在国外找过很多关于西藏的书，发现其中大都是关于某一个人的故事，一个人是不能代表广大西藏老百姓的，其实在藏区，老百姓与外在世界是很隔绝的。所以，我就想从一个记者的立场，去了解、探索藏区老百姓的真实生活，去接近和感受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思想、文化和精神。那地方是我们国家的一部分，写我们国人的真实生活，这没什么敏感的。 

问：书中确实主要围绕几位藏人的故事讲述他们的平常生活，但也穿插了大量的西藏历史、藏族文化与佛教知识。你最初的写作规划是怎样的：只是想讲几位普通藏人的故事？还是要借这几个人物来介绍西藏的历史、文化与社会面貌？  

答：我其实在准备写这本书的时候，是有一些野心的，希望这本书不光写几个人物和他们的故事，而是借此揭示藏族同胞的生活面貌和精神世界。 

其实即便是只写几个人，你要想把他写活了，也必须把他置于整个时代、社会和文化背景中去。就像老外写中国人，如果要写一个中国人从50年代成长到现在的故事，那不谈文革、改革开放是不行的。写任何一个人都要有一个历史坐标，有了这个坐标系，你的人物在哪个坐标点上就会很清晰。 

西藏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环境与我们汉族人如此不同，如果你写他们的成长却不提及历史文化，就很难理解他们的行为。所以人物和历史背景一定是结合的。我写这些人，并不只是对他们的个人故事感兴趣，也是对整个西藏文化感兴趣，所以你看我在书中选择的人物，他们来自不同的藏区、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教育和成长背景。 

当然，即便你写上一万个西藏老百姓，也不能说就把这个民族的性格和文化写尽了，只写十来个人就更不够了，但起码你可以从这几个人物身上看到与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从而凸显他们代表的历史和文化。所以我最初就是这样安排的，点面结合，既有人物，又有历史坐标。 

问：这个过程中，让你感到最困难的是哪部分工作？ 

答：最最困难的其实是这本书的结构。因为这是一部非虚构作品，全都是事实，它不是小说，没有任何想象。而且它不是只围绕一两个主角从头到尾讲他们的故事。你看即便《红楼梦》那么庞大的结构、众多的人物，核心也是围绕宝黛钗几个人展开的。而这种非虚构作品，我要选择好多不同的人物来描述这个群体的生活、这个民族的性格，这些人物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各自独立，他们要如何组合在一部完整的作品里？这是我最大的困难。 

比如，书中扎多和索南达杰在可可西里的故事，是可以一气呵成写成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的，这样写起来也会很简单，其他几个人物也可以这样写。但是我不想几个人的故事并列在这本书中，最后成为一本故事集，都是一个个独立的点，讲完这个故事然后讲下一个，它构不成一副整体的面貌。但我的小小野心也在于此：就是从几个人看到西藏的整体历史背景、文化背景。 

所以，在书中我写索南达杰的故事，写到他被打死在那里，但仍然让敌人胆寒，不敢靠近，到这里就收笔，开始讲其他人物的故事，然后在书的后半段，在合适的时候再回来把索南达杰的故事讲完。而在给张立宪的《读库》撰稿时，因为只是五万字的故事，就可以把索南达杰的故事完整地抽离出来从头讲到尾，也很震撼人心。一本二三十万字的书与几万字的文章，结构不可能一样。 

所以我是采用时间线索和精神上的发展——也就是人物对传统的认识和继承——这两条线索，来串起书中人物和故事的。我不能说这种结构是完美的，但我尽力了，希望读者能感受全书整体的气脉与精神，同时不因为人物叙述不断跳动而产生不适。 

问：这本书的结构确实精妙，叙事技巧高超，一个人的故事讲到高潮时戛然而止，开始另一个人物起伏的命运，同时又穿插着宏大的背景——这样的非虚构（Non-fiction）写作其实在英语世界非常多，每年都有不少杰出的非虚构作品出版，但在中国好像比较少。 

答：你说的对，这种写作在中国几乎没有。中国之前的非虚构写作就是所谓的报告文学，比如《哥德巴赫猜想》这一类作品，它基本就是塑造一个人物，结构上很简单。而且有些细节其实是虚构和想象出来的。在很多报告文学作品里，真实性被所谓“本质的真实”这一观念玷污了。 

非虚构文学的力量本来就在于真实性，你把真实性给伤害了，非虚构变成了虚构，那还有什么可信度？还有什么力量？西方有言道：“历史比小说更有趣。”我也认为，真实的生活实际上比虚构更有戏剧性，更能打动人心。你想想，如果《史记》变成了一部虚构小说，那它还有什么价值？对《天珠》来说，最重要的是获得正确而深入的信息。但非虚构文学有天生的缺陷，比如说，作者既要处理比新闻报道更复杂更微妙的人物、事件、情感和思想，又无法像写小说一样随心所欲安排人物命运和故事的叙述，作者无法决定故事何时铺展，何时高潮。不管写作中怎样不方便，作者都不能改变事实的原貌。 

可惜当代中国人好像没有“非虚构”的传统，大家在一切东西上做假，比如统计数据、奶粉、疫苗、新闻和文学。这就令一些好作品尤其显得珍稀，比如刘宾雁的作品，还有卢跃刚的《大国寡民》、钱钢的《唐山大地震》等，都很了不起。但这些作品在结构上与我这本书很不一样，因为这些作品还是围绕某个事件或人物而展开，有一个天然的叙述中心，比如地震这件事本身。而《天珠》里面的人物关系很松散，甚至有些根本没关系，如何以一个合适的结构来展现，就是一个大难题。 

问：西藏的题材其实很热，有套系列小说《藏地密码》，至今都很畅销。你怎么看那套书？ 

答：我觉得那是一部跟西藏文化毫无关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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