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4 Not Found

自汉武罢黜百家以讫五四运动，儒学在大部分时间占据着中国思想史的主流（当然也有低潮的时候）。为了维护这种主流地位，儒家学者在无法消灭异己的情况下采用了狡诈的手段来扭曲、遮蔽对手，比如“以儒释道”。于是乎多少道家典籍被儒家学者用“乱解一通”的方式糟踏地面目全非。所以当于丹女士对《论语》做出“心灵鸡汤”式的糟蹋时，我不愿给予同情，因为我相信这是一种因果报应。然而当我读了一小半《老子传》——一本我向来尊重的公共知识分子余世存先生的新作——时，我对“因果报应”产生了颇大的怀疑：道家（非道教）在历史上并没有大规模乱解其他各家的经典，却又一次惨遭误读“恶果”，那么“恶因”又何在？我更疑惑的是只具备世俗知识结构的作家余世存先生为什么非得干“为老子作传”这样一件力不从心的事情？之所以断定余先生对老子进行了误读，是因为根据我这五年来研习《道德经》的感悟，如果历史中真实的老子是这本号称“司马迁之后，第一部关于老子的思想传记”描述的那个老子的话，那么他是绝对写不出《道德经》这本神仙著作的。 

恰巧《经济观察报·增刊》11月号刊登了《老子与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一文，该文流露了余先生《老子传》的创作背景、创作动机以及创作方式等相关信息。这些信息显示余先生在创作动机与方式上存在严重问题，于是《老子传》这部创作成果远离真实老子思想，也就不足为奇了。 

《老子与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一文与《老子传》的后记都有谈及 “为什么要写《老子传》”（亦即创作动机）的问题。根据余先生的夫子自道，其创作动机可归纳为“两个前提、两个为了”：一个前提是，当今时代的自然生态与道德生态都遭受了严重的污染；一个前提是，偏偏在这个污染的时代，余先生又遭遇了“中年丧乱与穷炯孤绝”。在这两个前提下，余先生创作《老子传》，一是为了救赎自己，二是为了“慰藉人类的良心”。“救赎自己”尚无可争议，因为《道德经》确实是修身的智慧之书。但“慰藉人类的良心”似乎就有些和《道德经》有些不沾边，“人类的良心”（且假设有这样一个东西存在）这类看似玄乎的词汇其实本质上还是属于尘世的，而老子之“道”虽然涵盖万有，但其核心乃是超越尘世、远在尘世之上的。因此在真正的道家眼中 “慰藉人类良心”之类的行为其实与追逐喧闹的功名富贵在本质上无异，都是尘世的，因而也都是不值一哂的。因此具有强烈尘世关怀的余先生在抱着“慰藉人类良心”的目的来写《老子传》，实属“未看清人就画像”之举。 

再看这本书的创作方式，就不得不佩服余先生的自信，虽然这种自信毫无凭据可言。余先生在《老子与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一文中用近乎骄傲的语气说道：“我从贵州到杭州这一路，基本是抄《道德经》，抄了大约两遍吧，毕竟是81 章啊，不易把握……抄完第二遍就觉得没必要去钻研经文本身了，我开始直接动笔写，平均一天以两章的速度往前推进，非常快，非常顺。”《道德经》是老子思想的浓缩，文义晦涩，萧天石尝言不先读白文百遍、而后参考数家精注，必难一窥其貌。而余先生仅仅“大约抄了两遍”就敢给老子思想作传，勇气与自信俱惊人，但这种通过这种快餐式的创作方式到底能否贴近老子思想的皮毛，都是值得商榷的。道家传说中不是没有“顿悟”的成功案例，但那些大仙似乎都在环境还没被污染的深山老林里面，处在“自然生态与道德生态俱被污染” 中的余先生显然不具备“ 顿悟”的条件。 

在创作动机与创作方式俱不着“道”的情况下，作为创作成果的《老子传》错画老子及其思想，也就不足为奇了。其实有时想想，根本没必要给老子作传：五千言《道德经》在，不就是最好的传记吗？你细细的用心去阅读、去体悟，自然会在心中有一个无可言说也无须言说的老子形象。非得用语言形容一下，也必是逍遥的、愉悦的与豁达的，肯定不会是《老子传》一书中描绘的那样自恋而又苦悲，甚至有些装逼。比如开篇便来一句：“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这是典型的小布尔乔亚文青口吻，怎么能出自那个勘破宇宙与历史玄机的老子之口？我能理解余先生想营造一种“高深玄虚”的氛围，但是这样一种刻意的营造已经堕入了“有为” 的深渊， 势必违背道家“ 自然”妙理。 

同时，为作思想传记，最忌讳的就是用自己的思想与所处环境来忖度传主的思想与所处环境。余先生意识到了这一点，却没有做到，《老子传》中这样的现象随处可见。比如，在第八章《钟情怀春》中，余先生把最近出现的“剩男剩女”“一夜情”等现象比附到了老子对于爱情的思考中去，甚至想象“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这一段文字的灵感来自老子享受性爱的经历。这在文学上是一种巧妙而大胆的想象，然而严肃的思想传记是不能如文学般儿戏的。不然的话，“六经注我”现象就会蔓延，“六经注我”没有错，但却不适合思想研究。另外，由于对《道德经》本身的理解不够广博与深刻，这本书在一些细枝末节上纵情想象、大做文章，但却在本应该细致阐释的地方却一笔带过，显得不够给力。比如对道家核心理念之一的“致虚极，守静笃”句，仅仅做下字面翻译就了事，可谓舍本逐末。 

更让人受不了的是，这本书同样存在着“以儒释道”现象，有网友笑谈“余先生本质上还是个儒家”，并非无稽之谈。通篇的儒式感伤主义情调、入世情结，都让我在恍惚中以为在读《孔子传》，可不是吗？余先生笔下的老子坐着牛车出关时的那种哀怨与感伤，简直就是孔子离开鲁国时凄然场景的盗版。哪里还有“骑青牛，出函谷，老子姓李”那样的逍遥与气魄？在描写孔子辞别老子的场景时，余先生甚至借老子的口称赞预言“他（孔子）也知道新世界的中国用得着他的道。”在儒学成为游魂（余英时语）的今天，一小阵子国学虚热就值得让老子做出这样肉麻的预言？ 

或许有人会说：《老子传》不过是一本商业时代的小说，何必对其这么苛责？其实不然，因为余先生不会认为这本书是单纯的小说，而是“司马迁之后，第一部关于老子的思想传记”。昔日蒋中正泡宋美龄到手，得意忘形曰：“昔日革命，总觉动力不足。今娶美龄，革命动力十足矣。”一句话惹得张季鸾大骂：“夫何谓革命？牺牲一己以救社会之谓也。命且不惜，何论妇人？一己之恋爱如何，与革命有何关连哉？”于是有人责问张季鸾：“天下滔滔，何严责蒋氏？”张先生的回应掷地有声，大意即因为蒋中正是以“革命者”自居，而不是自认为“军阀”；如果自认为军阀，自然不用批判，但以“革命者”自居却有如此扯淡言论，如果不加批判，则会有损“革命”一词的神圣性。我严责《老子传》这本书，就是因为它与老子思想原貌大相径庭，却以“思想传记”乃至“司马迁之后，第一部关于老子的思想传记”自居的，而不是自认为“传奇”或“传说”。因此，为了维护老子思想的原貌不被曲解，我们就不得不批判。当然，我也记得老子“善者不辩”的教诲，为了避免无谓的争论，我建议余先生还是把这本书改名为《老子传奇》或者《老子演义》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