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量资本开放 专家谈利弊
“我们在密切关注美信贷危机，如何采取措施尚在研究之中，就此并未出台新的政策；资本管制方面，一切还是按既定政策实施。”9月25日，一位国家外汇管理局官员也告诉本报：“毕竟，防范资本流动冲击是一项长期任务，目前不会为此而做特别的调整。”
如何开放
现在“或许不是讨论资本开放的时候，而应该研究如何加强资本管制。”一位金融专家表示。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晓蕾也说，金融资本是追求高风险高利润的“不良货币”，趋利是第一目的，此时它们正在伺机寻找资产市场调整后带来的商机，其“流入”就是赌人民币升值，动机强烈，而一旦有风吹草动，又会大量撤退给金融造成重创；因此，现在绝对不能开放资本项目，搞所谓的资本自由化。
正如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因为资本项目未开放，对中国的波及面较小，此次由于资本项目一定程度的开放，其负面影响则远甚于10年前的金融危机。
“波及程度与资本项目开放度几乎成正比，经济一体化越紧密影响面越广。”上述专家认为。
实际上，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曾公开许诺：经常项目下的货币可兑换不会逆转；对资本项目的管制措施不会增加；未来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的目标不变。尽管对外保持低调，但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的进程一直没有停止。
据有关部门分析，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现状大致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定的资本项下的43个交易项目，中国完全可兑换或者基本可兑换的已经有12项 (经登记或核准)，占28%；目前有限制兑换的16项，占37%，禁止的15项，占35%。即中国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的交易项目已经超过了1/2。
因此，“我国资本项目已具相当程度的开放，对资本项目开放的争议或许不应停留在‘是否开放’‘何时开放’阶段，而是解决‘如何开放’的问题。”
尽管，就国际经验看，资本管制在长期内的效力会逐渐衰减，其成本也会不断上升，但资本管制在短期内仍能影响到国际资本的流动。因此“在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过程中，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仍是需要保留的政策措施。”原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教授吴念鲁说。
“否则，当大量趋利的国际游资流向发生逆转，突然大量出逃之时，便会动摇我们的经济根基。”吴念鲁说。
有意思的是，在不久前实施的新《外汇管理条例》中，外管局只是保留旧条例的11项对“流出”的限制，新加入了12项对“流入”的限制，并将在近期内出台一系列“流入”方面的实施细则。
“我们没有对‘流出’做出新的约定，基于此次金融危险，是否做调整，还取决于央行与银监会的商榷结果。”上述外管局官员表示，“具体则需要根据主动可控原则推进改革。”
开放时间表
无论如何，“资本开放应该有时间表，从日本、英国、德国的经验看，其开放时间分别为16、18、20年，日本自1964年经常账户开放到1981年资本账户开放时间为16年，既便按20年算，中国从1996年的经常账户开放到资本开放时间最迟应为2016年。”吴念鲁表示。
在吴念鲁看来，实际上自2012年以后，中国人均GDP、贸易额均应超过日本，不管是经济实力，还是国民素质，已经有条件完全开放资本项目。“理论上，还有8年的时间可实现资本完全开放，似乎已很充裕了。”
不过，这只是学者的看法，在决策层眼中，并无资本开放时间表，其既定目标甚至于不会因此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做为高层，心中应该有一个表，如2012年还是2014年开放？不妨按照循序渐进、审时度势的原则拿出几套方案，这样反过来还能更好地促使我们完善人民币可兑换和国际化的进程。”吴念鲁说。
而值得一提的是，外管局综合管理司副司长管涛曾表示，在资本账户开放之时，应考虑其他方面的配套条件——如将来形势逆转之后，该渠道是否可以控制。此外，加强监测预警，并观察国际收支账户数据，要跟其他账户的数据进行交叉核对，以及建设一定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市场、建立健康的银行部门和进行恰当的金融监管；并发挥价格调节的作用，最终实现综合治理。
就此，苏黎世金融服务集团首席投资官MartinSenn（沈文天）说，在金融实力以及风险管理能力不到位之时，政府机构加强金融监管抵御危机显然是当下的明智选择。换言之，尤其是现在，任何急于“走过出、引进来”的做法都有待商榷。“譬如，苏黎世的决策只有当对敞口风险完全进行对冲时，才会决定采纳实施与否，而不是为了简单增加收入或单纯某个目的。”
此外，有专家建议，此次金融危机也许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次契机；因为，从货币兑换的角度分析，实行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经之路。“因而，我国在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进程的设计中，应前瞻性地将人民币国际化这一因素考虑进去。”
吴念鲁说，目前资本账户没有开放，确有好处，但当GDP达到一定程度，不开放资本项目，对经济发展则会起到不利的作用，因为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引进来与走出去要相匹配，实现综合均衡管理。届时，如果人民币可兑换了，热钱的冲击以及资本外流都会得到缓解。
中央党校经济部主任王东京认为，就中国历史背景而言，此轮金融危机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如人民币升值，出口产品价格高企，经济增长方式必须从投资、出口等转变为消费型；国企改革，安署下岗职工，中小企业融资链条断裂；1998年的机构改革与现在的大部委改革；最后是自然灾害等。
“因此，不妨借鉴当时稳定汇率的做法。”王东京说，“此种情况下，一定不能放松资本管制，更无从谈起资本完全性开放。”
至于资本开放与汇率的关联性，王东京说，用蒙代尔的“铁三角”（贷币发行权、自由结汇、汇率稳定）也许可以诠释，在三个因素当中，通常只能同时任选两个。如香港未设立央行，其选择的汇率稳定与自由结汇；而中国固然不能放弃货币发行权，但又要保证汇率稳定，以及不能实现自由结汇，即三个因素都要追求——这样难免会有时陷入“两难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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