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债务

温州的压力并非孤案——如果说温州的压力源自“明天”，那么大量过去依赖于投资拉动的中西部城市则开始面临过去和未来压力的交集：一边是积累的巨量债务，一边又是未来的庞大投资计划。

而地方债难产，其压力风险最终落至承载具体项目的大量平台公司。

温州市发改委表示，下一步建设资金保障是投资计划顺利实施的关键，将进一步发挥国有公司融资筹资的功能。

“十一五”期间，陕西省是中国GDP增速最快的省份之一，位列“金砖四省”，而统计显示，陕西省和西安市的固定资产投资都超过了GDP，是典型的投资拉动型地区。

上述官员说，一些区县在“十一五”期间发展迅速，变化翻天覆地，如今每年固定资产投资额度都已以数百亿计，许多都是通过下属平台公司进行的，也因此积累了大量平台债务，而债务靠什么偿还？一些地区也因此提出了年土地出让、收地收益过百亿的目标。

当地成立最早的平台公司是西安高新区下属的西安高科集团，下辖天地源、高新地产、高科房产等地产公司。而其创立之初，模式是“政策扶持、贷款起步、负债经营、滚动发展”，如今已成当地最大的开发区平台之一。此后，大量当地开发区都因循了此模式。

“建设是政治任务，拨款又很少，只能靠我们自己想办法，”一位当地开发区高层说，“办法靠什么呢？只有土地指标。土地指标就是最大的资产。”

在一些领域，风险已经显现。一位陕西省交通厅官员透露说，目前陕西数条在建高速公路正面临资金链困境，已将情况向陕西省政府紧急汇报进行求助，以避免项目停工。

负责项目建设的业主单位是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该公司是陕西省交通厅下属单位，公司根据交通厅授权，承担陕西省高速公路项目建设和运营管理等职能，负责所承建收费还贷高速公路项目的资金筹措、招投标、项目管理、工程质量、工期、投资控制、建成路段通行费的收取及还贷以及高速公路养护和维护高速公路国有资产运营安全等。

从2009年开始，该公司集中开工了8个高速公路项目，计划总投资超过800亿元。长期借款为其高速公路项目建设资金，在这期间，公司的负债从2009年初的320.81亿元，增长到年底的537.17亿元，增长67.44%。

到2010年9月末，其总负债为750.13亿元，比 2009年末增长39.64%。这期间，公司的资产负债比则从2009年年初的75.93%增长到87.21%。

其融资方式主要通过收费权质押，规模约为400亿元。此外，一些债务为无担保债务，其于2007年发行的一笔企业债则由建设银行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而在“十二五”期间，陕西省计划用于建设综合交通体系工程的资金还将达1061亿元。

压力共性

抛开区域差异，地方政府们所面临的压力共性，实质上源自于2009年的财政刺激计划——在保增长的口径刺激下，大量地方政府开始抛出超出中央预计的投资计划，时至“十二五”开局，其势头惯性难遏。

据陈德荣介绍，今年温州市本级政府投资项目计划编制与往年不同，是在市区事权、财政体制、城建体制和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编制的。因此，鹿城、龙湾、瓯海三个区的项目计划按照事权管辖进行梳理，实行属地管理，坚持项目跟着事权走，资金跟着项目配，进一步增强区级政府对城市建设统筹协调、自主决策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在筹资主体方面，也改变了过去城建项目建设资金由财政统包统揽的做法，对城建项目按性质划分，该是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项目列入财政资金盘子，可以通过公司运作的分别由城投公司、公投公司自身运作实施。

今年一季度，温州十几个地块因企业报名不足而流标，这对亟须资金的温州投资来说，是一个极为不利的信号。另外，新上马的项目，尤其是占比一半左右的城建项目，因银根缩紧企业难以从银行取得足够贷款。这两条主要的地方资金来源渠道，受政策调控影响极大。

今年1月份，由温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国家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签订315个亿的融资协议，主要为沈海高速复线温州段以及诸永高速温州段延伸工程（瓯江过江通道）两个项目提供资金保障。

与此同时，温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签订400个亿的意向融资协议，将在未来8年中为建设滨江商务区的资金投入巨大。温州城投集团计划注册资金80亿元，今年计划投入86亿，掀起大开发大建设热潮。一位该公司筹建官员说，公司旨在做大一个平台，融入大量的资金，解决城市投资不足的问题。

事实上，这类平台的债务偿还能力与政府财政、土地市场休戚相关。本报获得的一份哈尔滨城投偿债安排显示，其截至2010年6月逾170亿的债务中，约54亿为国开行贷款，由市各政府部门安排资金偿还；20亿元公司债券本息由地方偿债风险专项资金偿还 （该资金由政府每年1亿元预算内收入、20%政府预算外土地出让收益、20%各类专项资金组成）；29亿元中国进出口银行及银团贷款由市财政承诺安排资金偿还；剩余部分由公司自有资金或者土地收益偿还。

一位多次参与地方国资公司企业债发行的投行人士说：“这类公司的报表可能不是那么好看，甚至有的很糟糕，但通常在市场评级中，它们的信用等级还是很强的。毕竟即使出事，也有政府财政兜底，我们认为省、市一级的平台公司，都不至于有什么大问题。”

资金方的这种逻辑根源在于相信地方政府有充足的财力和信用来承担风险，而在土地财政比重越来越高、越来越普遍的当下，其本质在于对土地市场牛市仍将持续的信任。

问题又回到了起点：地方政府支出加大已成定局，而地产调控致土地出让收入锐减也将可期，这对于大量地方政府而言，都是一块最重要的收入和融资源头。当投资大潮退去，有几许人将在沙滩上搁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