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吗?费用Double(1)
言咏 张斌 姜雷 张然
2010-11-20 0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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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 记者 言咏 张斌 姜雷 张然 43岁的齐一(化名),正在办理加拿大投资移民的漫长等待之中。

齐一毕业于北京一所知名高校,现在是一家房地产咨询企业的老总。他说,身边的朋友基本都移民去加拿大了,他去那边后也会有一个熟悉的圈子。“这是到了这个年龄阶段后很自然的人生选择。”

他是幸运的。从去年四五月间开始申请,如今已经收到了档案号,这意味着,他赶上了加拿大移民新政实施之前的“便宜时光”。

12月1日,是加拿大正式施行移民新政的日子。按照新规,投资移民申请者的净资产从80万加元(约520万人民币)提高到160万加元 (约1040万人民币),在加拿大的投资额从40万加元(约260万人民币)提高到80万加元 (约520万人民币)。

加拿大移民局今年6月宣布新政的要求。“这挤爆了加拿大使馆的门,”济南一家主要从事加拿大移民的中介机构工作人员说,“消息出台当天加拿大使馆门口挤满了各地中介人员,大家都在帮客户排队,希望赶上旧政策的末班车,原来一年的额度,当天就被突破了。大使馆迫于压力关闭了申请通道。”

涨价的不仅是加拿大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 《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指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截至2007年,在世界各地的中国移民已达到3500万人,约占国际移民总人数的18.3%。

面对潮涌而来的中国精英们,主要移民国用钱做第一道筛子,纷纷提高移民门槛。

早在今年4月19日,澳大利亚已经率先实施了新移民法案,新法案中除了对163A类——股东类别有所调整外,还提高了160类、161类移民的资产要求——家庭净资产由原先的50万澳币(约327万人民币)提高到80万澳币(约523万人民币);163A类、164类移民的全家净资产要求由原来的25万澳币 (约163万人民币)调高为50万澳币(约327万人民币)。同时,还对申请人所在公司的类别、年营业额、股份比例做了更为严苛的规定。

今年9月,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公布了投资移民的新标准,从2011年1月1日起实施。按照新规,新加坡投资移民的金额将由原先的150万新元(约768万人民币)提高到250万新元 (约1280万人民币)。对于拥有创业及经商经验的申请者来说,其公司主营业额的门槛也有所提高:公司上一年的主营业额由原来的至少1000万新元(约5120万人民币)变为至少3000万新元(约1.5亿人民币);公司最近三年的主营业平均额也由原来的至少1000万新元(约5120万人民币)变为至少3000万新元 (约1.5亿人民币)。

出国咨询机构——北京鑫豪威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杜谦说,这些国家移民价格的上涨,对于中介来说是一个早有预期的事情,实际上加拿大和澳洲移民要涨价的传言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相对于美国、英国,这些国家移民政策都比较宽松,价格也不高。”

“加拿大投资移民的资金要求10年来都没有增加过,这已经远远不适应经济高速发展的步伐。”加拿大移民部长康尼(Kenney)如此解释自己国家提高移民资金门槛的原因。

杜谦认为,康尼的潜台词暗指中国。

在过去10年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满足投资移民条件并且有移民愿望的人越来越多。

在北京,一则移民广告打得相当幽默而煽情:在北京买房?不如移民吧!北京高烧不退的房价,让在这座城市拥有房产的老百姓,理论上都具备投资移民的资产条件。

据透露,加拿大移民局之前积压的个案数,几乎是明年移民配额的20倍之多。“这些移民申请人中,主要来自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很多人通过股票和房产,轻而易举就能达到80万加币的资产要求。”杜谦说。

“符合申请条件的人增加了几倍,每年投资移民配额却不变,移民市场自然就成了卖方市场。”环球投资移民公司资深顾问杨芳说。

金融危机之后,这些移民国普遍资金缺乏、经济复苏乏力。它们更想把自己“卖”个好价钱。

加拿大移民部预计投资金额提高后,吸纳移民给加拿大带来的经济利益将高达6亿加元(约39亿人民币),每名投资移民带来的净经济利益高达59229加元(约38.5万人民币),每年引进的投资资本将达8900万加元(约57850万人民币)。这个数字相比于旧政增加了许多。

此次投资移民门槛的提高,就是要在不增加配额的同时,吸引那些经济实力更强的申请人。加拿大政府的一份报告显示,此前加拿大吸引的众多投资移民中,能够长期居住,并且参与本地经济活动的比例严重不足,很大程度上没有达到吸纳投资移民的预期目的。

对此,康尼也直言不讳:“新移民投资计划将带来更多的资源和资金来发展加拿大的经济,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澳大利亚移民新政中,除了提高资金门槛,还包括取消针对小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163B类移民。这是因为澳洲政府通过调研发现,这些高管通过投资移民来境后,创业意向并不高,很多人选择就业,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地人的就业。

各国调整移民政策的时间点均选在金融危机结束之后。对此,杜谦分析说,因为金融危机期间各个国家都希望保持移民政策的稳定,如果当时改变政策,对那时低迷的移民市场来说是更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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