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的未来

经济观察报评论员刘波 8月18日在巴基斯坦发生的一幕，让人回想起1974年8月8日的美国：两位面对势不可免的被弹劾命运的总统，都通过电视宣布痛苦却体面的谢幕。但这两件事的相似性仅在于过程与形式，而不在于实质：在稳固的权力制衡框架之下，尼克松别无选择，而在巴基斯坦这个历来动荡不定的国家，穆沙拉夫仍可集合残余力量孤注一掷。他放弃那个冒险的选项，究竟是出于冷静的精打细算，还是如他所言，是出于对国家命运的关怀，我们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对于他的祖国而言，与激发流血和动乱相比，这是他走下权力宝座的一种更好的方式。

也许穆沙拉夫会像这个国家历史上许多由军而政的强人一样，迎接类似的命运：或是客死他乡，或是寂寂无名地终老于故土，或是在一起神秘的爆炸事件中遇害。他担任总统的九年光阴，也许只会转化为枯燥的史书里的寥寥数语，“穆沙拉夫”四个字也会像阿尤布·汗、叶海亚·汗、齐亚·哈克等一样，很快变成一个让人感觉陌生的名字。但他所留下的这个国家，依然处于一种纷乱的境地：贫困与腐败交织、爆炸事件频繁、族群冲突不断、邻国虎视眈眈。在穆沙拉夫这个共同的敌人消失后，在素来不和的人民党与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之间，新的裂痕已经显现。巴基斯坦开国领袖真纳的大国梦，在今天与在当时一样遥远。

但或许用 “独裁者”一词来形容穆沙拉夫，并无助于人们理解情势的复杂性：在巴基斯坦边境上的部落地区，人们服从族长而不是中央政府的权威；在他的统治时期，司法体系仍能与他分庭抗礼；多党制和选举制在延续，民众在不满时可以走上街头；他曾有许多违宪的举动，但最终以合法途径下台一事，说明宪政准则仍在得到维护。他曾经领导的似乎是一种混合性质的政府，是亚洲专制传统、宗教与部落忠诚、西方政体与理念的一种混杂的嫁接。

可能是由于承袭了类似的社会结构，巴基斯坦的历史呈现出与一些东南亚国家相似的现象：文官当政与将军统治的循环交替。武人常常以文官政府的腐败、无能、战争失利为理由夺权，而同样的原因也往往令民众对武人失去信心，逼迫他们还政于民。例如，1999年的巴基斯坦人与2006年的泰国人一样，大多支持或默认一场军队发动的不流血又恢复秩序的政变，而九年之后，穆沙拉夫由于近乎彻底的丧失民心，众叛亲离，不得不下台，权力复归于政党和议员。

所以巴基斯坦的真正问题在于，如何治疗这一经久难愈的顽疾。它像是这个国家一种固定的基因组合，在遭遇内忧外患时突然发作，给社会肌体带来虚幻的安宁，却使弊病延续。对于病因，人们有不同的解释——那些权力欲强烈的“国情决定论者”，常把问题归咎于因民主制而生的混乱，这其实是将本不应由民主承担的罪责强加在民主的头上；而教条的“政体决定论者”，又把一种仅以选举与代议制为内容的民主奉为神圣的符咒，但事实却是，巴基斯坦历史上许多骇人听闻的政府腐败、任人唯亲、打压异己的行为，发生在民选领导人的任期。

此次穆沙拉夫的辞职，与其说是由于反对党的逼迫，不如说是由于军方的转向，而军方的转向与其说是出于对宪法的尊重，不如说是出于对民意变化的体察。但单靠一时群情激愤推动的民主复归，其可维系性究竟有多强？重新开放的民主之花如何度过经济困境与社会动荡纠结的严冬，不为另一场政变摧折？

与许多亚洲国家一样，历史尚短的巴基斯坦一直受到两股相反力量的牵拉：一股是大众的孤离涣散、有名无实的民主机构、钳制言论、军人干政、宗教狂热，另一股是更有组织性的公民社会、更均衡的权力关系、新闻自由、军政分离、信仰宽容。穆沙拉夫之后的巴基斯坦是像它的西邻阿富汗那样，落入“崩溃国家”的深渊，还是跌跌撞撞地延续它六十年来的道路，在短暂的“治”与“乱”之间反复徘徊，抑或是像它的东邻印度那样，日渐成为人人称羡的“亚洲崛起”的典型，将取决于第一股力量如何弱化，第二股力量如何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