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陈勇 从接到通知到到达现场，我花了1天1夜。一路山路崎岖陡峭，再加上是夜路，司机和我的精神都高度紧张，生怕拐错弯。一路上，迎面而来的都是从舟曲返回拉运救援物资的车辆。

等到达两河口和舟曲交界地时，天已微亮。路口的交警把我们拦了下来，告知说车子不能通行，要想进去只能步行17公里。没有办法，把包车的钱付了，让司机离去，自己站在路口等待，希望能搭个顺风车。通州饭店门口也有免费送灾民进城的面的，但都不能直接到达县城。当地警方在沿路设置了三道卡，只要是记者、灾民或无关车辆，都只能徒步行进。

焦虑中，接到同行一个哥们的电话，说他们的车马上到交界处，可以捎上我。挂完电话，大喜。不久，车辆抵达，但车上的人却个个身穿消防迷彩服。见我不理解，哥们解释说，只有这身装备才能畅通无阻。果然，之后几天我们一路畅行。直到消防部队撤离了，装备才失灵，我们只好去军需用品店买了警训服，化妆成成都特警驱车进入。为了装得更像点，他们让理平头的我坐在前面的位置上，不说话装深沉，所有对答都由司机来应付。

此外，由于舟曲缺水和食物，我包里除了电脑、相机外，就是泡面、和矿泉水，每天背着几十斤重的包来回奔波。在采访政府时，能蹭吃就吃，不让吃就饿着，等回到了舟曲县政府9楼的新闻中心后再泡面。除了吃，住也是大问题。没有住的，大家只能躺在新闻中心的桌子上、椅子上、地上以及阳台，条件好的自带帐篷，但也是男女“同睡”，把资源最大化利用。也有个别记者和老乡达成协议，采访几天，在其家里租住几日，完了给点感谢费。新闻中心里的椅子和桌子是必争物，得眼明手快，不然连睡的地方都没有。一到晚上，几百个记者各式各样姿势的躺着，阵容十分壮观。

在舟曲的五日里，感受最深除了悲哀就是尸臭。满山的灾民和救援部队，哀痛的老人和昏厥的妇女，还有天真的孩子形成一幅强烈鲜明的图画。灾难刚发生时，这里没有水和食物，灾民们只能靠政府发放的一包泡面、两个馍馍和一瓶矿泉水糊口。每个救灾帐篷里都住着几户人家，横七竖八的躺成一排。

顺着泥石流下来的方向走了5个小时，三眼峪的路十分难走，不小心一脚下去就被陷了，所以每走一步都是左看右顾的。在经过一个岔口后，再往里大概3-4公里才到达第一道拦阻坝，一路进去共有10余道。从现场遗留的一截坝体来看，这些拦阻坝均用大理石水泥砌成，里面填充着石头杂草，并没有使用钢筋混凝土。

对此，村民们异议声很大。

曾任过三眼村村干部的周华（化名）说，每年开会县人代表和村里都有人专门反映这个问题，可最后就是没有得到重视。

周华说，每年的钱，政府大部分都拿来修景区了。周华家里这次失去了了9个亲人，存折和钱都没拿出来。我问他以后有啥想法，他擦了下眼角说，能怎么样，平头百姓一个，怎么活，等政府安排。

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自然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马东涛说，整个工程规划总投资为929.59万元，实际最终的投资却只有400万元。

马东涛坦言，由于后续资金的不足，造成后续的防御工程的缺失。在1999年一期完工时，除了10道拦阻坝，排导工程却未能实施。

在两河口通往舟曲县城的17公里路上，沿路多个地方设有警示标志，表明舟曲为泥石流重灾害区。然而长江上游水土保持委员会在舟曲成立的20个多个监测点，均因经费不足而被撤销。

舟曲县水土保持局一位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诉苦说，不是他们不想，只是钱不够，人手也不够。

在舟曲数日，站在月圆村遗址举目望去，三眼峪所在的峪门山，群峰尽秃，几乎看不到绿，只有走近了才能看到丁点绿色。罗家峪和三眼峪沟口处，两边的陡坡上连野草都甚少看见，偶尔能见到人工种植的树木。而此前的舟曲，却是古松参天，绿意可人。

舟曲县县长迭目江腾说，舟曲几十年来为国家贡献了上百亿立方米的木材，为经济发展做了巨大的贡献。

当地县志显示，在1949年前，舟曲有着“藏区江南，泉城舟曲”的美名。1958年“大跃进”时期，舟曲的森林资源遭受到严重掠夺性破坏。从1952年8月舟曲林业局成立到1990年，累计采伐森林189.75万亩，许多地方的森林成为残败的次生林，加上民用木材和乱砍滥伐、倒卖盗用，全县森林面积每年以10万立方米的速度减少，植被破坏严重，生态环境遭到超限度破坏。而修路开挖山体等导致岩体松动，引发了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

此外，作为泥石流危害区，沟口应被定为不宜居住的地方，而舟曲县却又在此设立居住区，受灾的两个乡城关和江盘都是人口密集区。

家住白龙江对岸，目睹了整个泥石流事故的一位地方官员告诉我说，植被破坏，预警措施，水土流失，以及河床河道乱占，才造成了今天的悲剧。

国土部某官员和我私下说，就这个地方还是全国首批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的“十有县”，被国家通报表扬过的。

就是这样一个被表扬的县城，此次发生的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是十年来全国的总和。

我不禁设想：如果防御工程能投资到位，监测点经费充足，植被不会破坏等等，今天也许会是另外一番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