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杨兴云 陈文鸿博士，1973年毕业于香港大学，1984年取得南澳洲Flinders大学博士学位，1992年至今，一直担任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主任。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关注港深及粤港之间的合作，是这一领域有深入见解的资深专家，日前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按照您的判断，目前港深之间的合作现在处于什么样的层次，存在哪些问题？需要如何解决？

陈文鸿：可以说，香港与深之间圳现时的合作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的问题，一是跨境经济合作竞争性大于合作性。香港的消费需求和房地购买转移至深圳，深圳的消费需求亦转移至香港。在生产性服务业的竞争更大，深圳基本上还是采取对香港的进口替代。就连前海发展目标也是一样。二是跨境基建还是由中央政府协调，深港政府合作有限，配套措施更缺协调。每个项目都是各自单方表述，局限于项目本身，加之两地之间又缺乏规划和政策协调的机制以及相互间的互信，结果便是深圳只考虑本身利益，香港则因为没有及时反应而陷于被动。以深港两地机场、高铁以及深圳规划中的前海为例，香港政府参与的承诺，若没有调研评估及香港内部的支持和配合，最终势必流于形式，甚至空谈。

解决之法可参考欧盟跨(国)境经济区的经验，首先是确立两地共同利益的基础和共识。

：我们注意到，您在近期提到，深港两地最重要的是要实现人员的自由流动，在这方面，存在哪些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对深港两地有什么意义？

陈文鸿：人员自由流动在于增强两地社会的相互认识和信任，增加全面性的文化社会经济以至社区的交流，为政府和政策合作提供支持力。并且通过人员自由流动形成更大的人才、知识库，更大的经济规模 (供应与需求)，发挥规模和网络效益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作用。方法容易，可参照香港给予外国免签证进出境的办法，比目前“一签多行”的做法更进一步。

：按照您的看法，今后深港之间最有价值及可能的合作领域在哪些方面？双方应该发展和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陈文鸿：深港合作并不容易，一是两地文化差异，香港是广府话文化，深圳为普通话文化。文化不同，社会取向迥异。而穗港交通进一步高速化，香港会与广州地区的结合、合作增强，跳过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