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成都札记：记者大战新闻发布会

2009-05-14

张晓晖

记者张晓晖 从11日确诊开始，成都市人民政府每天都在组织召开有关甲型H1N1流感的新闻发布会。成都政府方面称，这么做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面前，政府要保持透明；二是百姓可以透过媒体，了解到更多关于甲型H1N1流感的详情。

于是，各路新闻记者基本上都在每日下午五点准时守候，将成都市人民政府第十会议室的发布会作为获取官方消息的重要途径。

成都市政府的做法值得赞赏，效仿SARS时期的经验，在第一时间内，透明所有的信息，即包某某的状况，甲型H1N1流感病例的数字，有无新增或者疑似病例，用成都市政府新闻发言人何平女士的话来说，成都在凌晨三点就召集记者开新闻发布会，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有关四川甲型H1N1流感病例最新进展的新闻发布会，也成为记者们相互交流的重要平台。

第一个有趣的问题出现在5月12日下午，当主持人说由于时间关系，只剩余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广州日报的老兄抢过话筒就问：

“现在有种说法，包某某的司机被隔离，那么司机的朋友是否要被隔离，司机的朋友坐了其他车辆，那么司机朋友的司机是否也要被隔离？这样一来，到底隔多少层关系才算是最终安全的？”

顿时，全场都开始发笑，发言人回答说，记者朋友你这种“隔多少层才算安全”的说法很有趣，不过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会通过流行病防护规则来进行相应的隔离。

12日的新闻发布会，政府请来了传染病医院的副院长田明，市疾控中心的主任梁娴，以及政府相关人士。

发布会场地太小，容纳不下全国各地蜂拥而至的记者，而且很多前来的记者，都是为了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一周年而来，赶巧碰上了首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出现在成都。

第二日，我又去了新闻发布会，这次会议更加热闹，几乎成了重庆媒体的成都政府监督会。

由于成渝两地历来有兄弟城市竞争之说，因此，我旁边坐着一位重庆晨报的老兄，老兄的旁边坐着一位重庆电视台的女同胞，女同胞的后面坐着一位重庆商报同仁，重庆商报的同仁刚提完问题，主持人眼看发言人招架不住，大手一挥，把话筒给了那边的角落里的记者，只见那位记者起身，用异常沉稳的语调告诉大家，我也是来自重庆商报的记者。

旁边那位重庆晨报的记者获得了提问的机会，他站起身来，张口就问，听说成都市疾控中心第一次检测结果是阴性？尔后，疾控中心主任梁娴面红耳赤的回答，这是因为试剂比较陈旧的问题，如果用比较落后的试剂，在省疾控中心检测，也一定仍然会是阴性。

接着前排中间一男子面色铁青的站起身来，他来自重庆时报，获得了提问的机会，他的问题是，听说包某某所在房间里没有网络，包某某很想上网，曾经多次提出上网要求，为何到现在都没有实现？包某某的上网要求，什么时候能够得到满足？

成都传染病医院副院长田明拿过话筒，赶紧回答，我们已经叫了中国电信的工程人员，大概马上就会安装完毕。

今天记者从卫生厅有关方面得到的消息是，包某某应该很快就能出院了，因为他的症状已经减弱，基本上没有任何问题。

13日下午是成都市甲型H1N1流感患者包某某确诊第三天，也是其接受治疗进入病程第五天，包某某已经大有好转，而相关隔离人群以及公众群体中，也未见有新增案例。不过由于山东患者的确诊，成都政府隔离了与其有关的两名外籍人员。

我举起手半天，没中奖。刚好有记者问起这个问题，我未等疾控中心回答完，便补充发问，想弄清楚被隔离的两个老外的国籍以及他们的隔离生活是否与国人有所不同，疾控中心主任梁娴表示，国籍问题是老外的隐私，在此不便回答。

我突然意识到这可能的确是一个比较敏感的政治问题，我们国家前不久隔离墨西哥国籍的公民时候，曾经引发对方政府的强烈抗议。

这也是连日来成都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第一个被公然拒绝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