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竭城废”不符合中国国情
现在不可能像工业化初期在南非、新西兰或者澳大利亚那种地广人稀的地方，发现金矿、煤矿，挖完了就走。“矿竭城废”不符合中国国情。资源型城市以矿建城，这样的城市都面临着资源枯竭后居民生活如何持续，以及这个地区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
需要政府出面来干预
经济观察报：从去年底《国务院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38号文件到最近第一批12个资源城市转型试点名单，你都参与了具体组织工作，你怎么看这些变化？
宋晓梧：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也是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现阶段工业化所依赖的能源、矿产等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开采完了这些城市或地区怎么办？西方工业化国家早在我们之前就面临这个问题，像德国的鲁尔地区，法国的兰斯、洛林这些地方，资源枯竭问题就表现得很突出。
现在不可能像工业化初期在南非、新西兰或者澳大利亚那种地广人稀的地方，发现金矿、煤矿，挖完了就走。“矿竭城废”不符合中国国情。资源型城市以矿建城，这样的城市都面临着资源枯竭后居民生活如何持续，以及这个地区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从国际经验看，完全依靠市场来解决资源枯竭城市转型，时间太长，效果也不理想，需要政府出面来干预。德国在联邦经济部下设联邦地区发展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州政府设立地区发展委员会,市政府的劳动局和经济促进会等职能部门,都负责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综合协调工作。法国1963年就成立了由政府10多个部门组成的矿区重组部际小组,负责全国煤炭矿区重振工作，并成立了由大区行政长官、有关部门和煤炭公司组成的北加莱大区重组小组。后来矿区重组部际小组并入国家领土整治与地区行动署。法国领土整治与地区行动署编制140人,挂靠法国内政部,署长直接对总理负责,负责筹划、推动、协调国家领土规划以及老工业基地重振工作。
经济观察报：在国外，这项工作进行多少年了？他们的经验对我们有什么启发？
宋晓梧：德国、法国成立专门或相关政府机构促进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工作至今已有50年了，他们认为这项工作还没有完成，说明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在西方这些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对于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问题，政府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主导作用。例如在资金支持、促进就业、社会保障、转业培训、职业病防治、矿工的住房，还有新上项目方面，政府都给予政策倾斜，给予资金支持。
西方发达国家解决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问题肯定充分运用了市场机制，但政府还给予特殊的支持。我们对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认识比较晚，这与我国工业化起步晚相关，真正把这个问题提到中央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是本世纪初。记得地矿部的老部长朱训曾经提过 “四矿”问题，应该说他们较早对这方面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资源枯竭城市综合症
经济观察报：我记得出现“四矿”这个词，大概是2001年前后。它是相对于“三农”问题提出的，另外还有“三林问题”、“三渔问题”等说法。现在把这个问题提到重要议事日程，是否意味着资源枯竭型城市问题日益突出了？
宋晓梧：不错，现在许多群体性事件就发生在资源枯竭型城市。这类城市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经济结构单一,增长缺乏后劲；下岗失业人员多,就业压力大；居民生活困难,社会矛盾积聚；生态环境破坏严重,部分矿区存在地质灾害隐患；人才相对匮乏,教育基础薄弱。这可以叫做“资源枯竭城市综合症”。
针对 “资源枯竭城市综合症”，2003年10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研究解决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为落实这一重要文件精神，2004年我带队到东北的资源型城市进行调研，去了大庆、宜春、双鸭山、抚顺、阜新、白山、辽源等市。根据调研的情况看，我国资源型城市就自然属性来看和西方国家是一样的，也是煤挖完了，油采光了，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但我们也有自己特殊的体制、机制原因。举两个例子来说明：第一，我们的资源开采企业，政企不分，企业有行政级别，甚至于比当地政府级别还高，大型企业可以说全部是国有企业，这是和西方国家不一样的，当然西方也有国有企业的，但是以私营企业为主。我们现在有的资源型城市还是市长兼企业老总。第二，我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资源产品完全由国家定价，这和西方国家资源产品定价大不一样。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还曾经实行过双轨制，那时很多资源型城市的资源产品卖出是国家计划价格，而买进的设备和生活必需品却大多是市场价格，在这个过程中又受到了不少损失。
经济观察报：所以，国外的资源城市转型比我们相对而言就单纯一些。
宋晓梧：他们有他们的问题。他们已经积累了大量成功或失败的经验，但现在做得很专业。在法国访问的时候，法国有位专门从事工业转型的资深专家对我说，法国有一支从事工业转型的队伍。这支队伍需要三方面的知识：一是要懂就业和社会保障的知识，二是要懂工业项目的知识，三是要懂区域经济的知识。我原来没有想到搞资源型城市转型工作第一是要懂就业和社会保障。为什么呢？他说做好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工作中，第一个要考虑的是工人的就业和生活，至少维持他们生活水平不降低，为他们提供各种必要的保障，否则兰斯、洛林的矿工就上巴黎游行示威去了。而我们在进行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时候，各地首先考虑的还是如何上新的工业项目，争取国家援助。这个对不对？也不能说不对，项目本身也可以带动就业嘛，但应更多考虑上有利于促进就业的劳动密集型项目。
六大政策助推城市转型
经济观察报：资源城市转型工作从东北拓展到全国，无疑是及时的决策，请你说说这其中的过程。
宋晓梧：对资源型城市转型，长期以来国家没有专门的指导性文件。2004年国务院东北办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起草了一个文件，2005年就如何加大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财政支持力度问题与财政部门协调了近一年，2006年在温家宝总理主持的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会上，原则通过了《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温家宝总理指出，这个文件不是仅仅适用于东北，要面向全国。我们在调研中也感到，资源型城市转型，比如东北的阜新、西北的石嘴山、中部的焦作，所面临的问题、问题的成因、解决问题的途径以及需要的政策支持基本是一样的。按照温家宝总理指示，我们又扩大了调研范围，征求了东北以外的其他七八个省市的意见，2007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这一文件，年底正式颁布。按照文件精神，现在已经确定和颁布了第一批资源枯竭型城市名单。
经济观察报：对资源型城市转型具体都有哪些政策？这些政策的“含金量”如何？
宋晓梧：概括说有六项政策：一是建立针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财力性转移支付；二是改革资源税制度；三是建立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制度；四是鼓励政策性银行设立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专项贷款；五是安排一部分国债资金和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扶持资源型城市建设能够充分吸纳就业的项目；六是在剥离企业办社会问题、解决厂办大集体等历史遗留问题方面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经济观察报：资源型城市应当怎样用好政策？你认为资源型城市转型目前最为紧迫的工作是什么？
宋晓梧：资源型城市转型是中国当前所面临的经济社会突出问题的典型缩影。当前面临的经济社会突出问题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一个资源紧缺，一个环境污染，再有社会问题如分配差距过大等，这几个问题集中在资源型城市表现出来了。当然，不同的城市资源开采阶段也不一样，我们提出了“一行一策”，“一城一策”。就目前情况来说，对资源型城市我觉得重点是要抓好民生和生态治理问题。民生问题不解决，社会不稳定，再加上生态破坏严重，怎么吸引外来投资？想上项目也没条件。
甘肃白银市的思路不错，我很同意他们以治理污染为突破口来抓转型工作。他们与中科院合办的高新技术工业园区很成功，接续产业八大系列，发展方向和思路很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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