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卖米难调查
在中国最重要的商品稻谷基地黑龙江省，老王的遭遇并非个例。在国际米价一路暴涨、“米荒”警报骤响的时候，农民们面临的却是反常的卖粮难。
面对这种尴尬，黑龙江开始考虑新的调控措施。该省农科院总农艺师矫江的设想是，“应该给黑龙江、湖南这样的稻谷生产大省直接出口权”，他认为，这有益于在保证中国的粮食安全的同时提高农业收益。
这是自2007年底中国政府全面关闭粮食出口大门之后，首次出现要求打破“出口禁区”的呼声。
卖粮难
一个个鼓囊囊的麻袋堆在王家大院，上面覆一层油布，这就是王隆放的露天米仓。考虑到东北的天气越来越热，这样的仓储条件当然不允许老王长期储存。尤其是即将到来的春耕播种需要大笔资金，老王最近一段时间的心思全放在这8吨稻谷上了。
曾经有企业表示愿意收购老王的稻谷，但是价格却低得让老王无法接受：“有的一吨才给我1360块钱，这个价格卖了谁不心疼？”半个月前曾有一个加工厂报价每吨1460元，老王没舍得卖，而现在对方已经停收。
借助零散的信息碎片老王了解到，国际市场大米价格已经每吨700多美元，相当于一吨5000多块钱。一些地区甚至出现抢购风潮。这让他愈加不能理解自己现在的遭遇。
他的稻谷质量在3级左右，按照最新的国家保护价，这个级别的稻谷价格应为1540元一吨，但这个价格对于老王来说似乎可望不可及。
老王曾经尝试去当地执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宝东粮库出售，但对方定级太低让他难以接受。“还不如个体粮库和加工厂。”而现在，宝东粮库前空空荡荡，没有工作人员，也没有卖粮的农民。该粮库购销部一位负责人解释称：“我们已经完成了任务，不收了。”
仍在收购的是位于卫星村的中储粮直属库。4月10日下午，断断续续有卖粮车驶入。“现在收购量不稳定，多的时候一天能收进三四百吨。”该粮库主任孙政告诉本报。
来自“八五六”农场的鲁春拉来了两大车稻谷。他承包了农场四百亩水田，去年收获了二百吨水稻。选择中储粮库对他这样的大户来说多少有些不情愿，“验级比较严格，价格也要比外面低。”但是没办法，买家屈指可数，而他又急于出货。
该粮库出示的公告称，按照最新的国家最低保护价标准，3级稻价格1540元每吨，2级稻1580元。但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这并不是实际支付给农民的价格，“还要根据一定的标准扣除杂质和水分，每斤扣减几分钱是很正常的事。”
但由于整个验级定价的过程封闭繁琐，少有农民能够理解，为什么自己得到的与公告所说的相去甚远。而孙政也对记者抱怨，在验级定价方面确实有一些盲区。“我们有的时候也很为难，毕竟我们是在代表国家收粮，肯定要严格一些。”
“我打算明年把200亩地转给我哥哥，剩下的就退回农场。反正我不想种了，利润太低。”鲁春说，他打算去做运输生意。
王隆放则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甚至于种水田还是种旱田对他来说都是很艰难的选择。“现在种大豆明显要比种水稻挣钱，但是修了那么多水利设施怎么办？再说谁知道下半年水稻和大豆的行情到底怎么样？”。
到目前为止，老王只购买了不到一半的种子和化肥。“稻子卖不出去，没钱买！”
都是产量惹的货
东兴村有三家大米加工厂，最大一家就在王隆放的隔壁。但是该厂一位负责人告诉本报，该厂停止收购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现在市场价格那么疲软，我们的仓库堆得满满的出不去，谁还敢再收啊？”
这位负责人抱怨，受运输条件的限制，该厂的产品长期积压，资金链出现巨大压力。“我们想收也没能力收。”
位于宝东镇上的另一家大型加工企业购销部负责人告诉本报，事实上今年春节过后各个收储加工企业曾密集入市，一度把水稻的价格抬到1500元以上的水平。在备下充足的货源之后，就大幅削减了收购量。
他解释，这背后的原因主要还是价格不顺。作为加工厂主要产品的大米价格出现不正常的扭曲。公开数据显示，4月7日黑龙江省市场普通大米的平均销售价格每吨在2400元－2600元之间。这不仅远远低于国际市场760美元的同期水平，即使相比较于去年也出现下滑。据悉，今年大米价格水平比去年同期同地同等级相差约100—200元。
“根本的原因还是供大于求。”水稻专家、黑龙江省农科院总农艺师矫江告诉本报。
尽管国际市场上水稻供给形势紧张，但中国凭借去年的丰收和严厉的出口管制幸免于这场风波。中国的水稻需求不到1.8亿吨，而2007年中国的稻谷总产量却达到1.865亿吨，是三大主粮品种中安全系数最高的。
中国稻米供大于需，而最主要的商品粮基地东北地区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更是出现了局部性的过剩。
以黑龙江为例，该省2007年水稻总产量1599万吨，商品率达70％－80%，占全国商品稻谷总量的25%左右。在虎林，稻谷的商品率更是达到90%以上。
但是当地的仓储和运输条件却与之不能匹配。农户几乎不具备储粮条件，不得不在收获后半年之内密集出售；而在流通环节，除了有限的国营粮库可以敞开收购之外，大部分的个体收储企业只能随行就市，低收高卖。
一份内参
矫江认为，稻谷的困境是一个特别的现象。
“与小麦、玉米等粮食品种不同，大米主要是用作口粮，没有太多其他用途。这就导致一个问题：少了绝对不行，多了也没什么用。”因此，出现局部过剩后，价格下降便不可避免。
他认为，破解这种困境的手段有两个，“一是对水稻种植面积实施调节，二是给予产粮大省直接出口权。”
最近，包括这两个建议在内的一份报告已经报送黑龙江省决策层，但截至记者发稿时该省高层尚未明确表态。
矫江认为，面对东北农民卖粮难的现实，国家应该考虑利用国际市场调节。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打破两大国有公司的粮食出口专营权，给予产粮大省产地直接出口权。“把出口权下放到省，由地方粮食企业办理。”
类似的看法在业内并不罕见，众多产粮大省对于中国粮油集团公司（cofco）和吉林粮食集团垄断我国粮食出口权的现状颇有微词。
事实上，产地出口权也并非没有先例，两大之一的吉粮集团就是作为一个地方企业，借助吉林省作为我国玉米生产基地的优势争得出口权。但是在粮食安全红灯闪烁的时刻，没有多少人认为黑龙江能够重复吉林的故事。
就在作为全球大米价格基准的泰国大米价格暴涨30％时，黑龙江的米农们正开着拖拉机、驾着马车沿街低价叫卖那原本属于紧缺品的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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