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姜雷 黄利明 3月5日下午举行的“政协委员谈协调推进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记者会上，政协委员蔡继明、王健林、钱克明、李成贵、吴焰就协调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回答记者的提问。 

王健林：中国城镇化进程民营企业机会很多

政协委员、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表示，城镇化运动当中成绩非常大，但存在三个方面问题，首先是空间布局上混乱无序；其次是内容，文化、配套设施、体育设施不够；三是还没有解决在城市里常住人口，比如农民工的问题。 

王健林表示，城镇化不是大城市化，不是北京、上海、武汉这些城市再做大，这些城市再做大可能在资源上很困难，受资源制约，主要是中小城市，国有的这些投资企业他觉得顾及的不会更多，中国的城镇化可能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的发动机，可能民营企业在这方面机会会很多。 

他表示，十二五期间，最重要的是提高城镇化运行的质量，使城镇化的进程和民生水平提高。很重要的一点是，如何使城镇化的成果惠及农民工，使他们真正成为市民。 

王健林表示，中国城市化进程，从国家来讲，包括各个省，首先要有一个合理的空间布局规划，提高建筑质量。第二个方面，在城市化进程当中首先要关注城市能产生消费需求和就业需求。他说，在中国城市化进程当中如何保证城市化进程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而这种就业岗位不是靠投资、修马路、修基础设施，保证长期有序、稳定的持续供应就业岗位。  

蔡继明：不能强迫农民“上楼”

针对农民“被上楼”的现象。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称，城镇化进程当中必然涉及到土地空间的扩展。在农村里拆旧村建新村，确实出现了某些农民“被上楼”的情况。对此，蔡继明强调，农民进城或者留乡应该遵从他们自己的意愿。不能强迫他们“上楼”。 

他举例称，随着大量人口进城，农村已经出现了很多空壳村、空壳镇，没有多少人在那里居住，现在建筑标准、建筑质量能达到30年为一个周期，设想30年之后农村还有多少劳动力呢？因此，农民上楼还是应该慎重一些。 

蔡继明指出，无论是农民进城还是农民上楼，在一定程度上都会节省耕地，问题是节省出来的耕地和建设用地如何进行分配？地方政府在积极地支持，在推动村、镇撤并建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盯住了农民的宅基地。  

他表示，城市化模式之外，应该允许农民自主的推进城市化，让土地进入市场，和城市的国有建设用地做到同地、同权、同价，在农民在土地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这个属性不改变的情况下，让农民分享到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增值、土地红利。  

他说，“十二五”期间我们首先要特别着力于解决已经进城务工半年以上，有的是已经务工多年，有稳定的劳动关系，应该首先把这些进城务工农民包括他们的家属加快逐步转变为城市居民，这样才能使我们城市化真实的水平达到45%，哪怕在“十二五”期间再提高相应的几个百分点。 

李成贵：尊重农民意愿是底线

针对一些地方搞新农村建设的过程出现了开村合并，农村发展会不会走向大规模产业化道路的提问，政协委员、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成贵回答说，首先，要理性的看到，在合理科学规划下，有序地推进农民的集中居住是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他举例说，有的自然村庄很小，二三十户人家，甚至在半山腰，这样的村庄搞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修一条道路给他供水、供气、供电，成本过高。“所以我想需要适当的集中，而且集中以后还可以节约出宝贵的土地，首先我们不能简单否定拆村并居。”  

李成贵表示，第二，有些地方在这个过程中有些激进，甚至是有点大跃进的味道，我认为这也是错误的。他强调，中国为了粮食安全有个严格保护耕地的制度，18亿亩耕地的红线是不能破的。但是有些地方滥用了政府权力，为了增加建设用地，为了扩大土地财政，走的有点极端。 

李成贵称，拆村并点建立新型农村社区要本着几条原则：一是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让农民选择，尊重农民意愿是底线；二是要搞好规划，规划是建设的灵魂。规划要体现科学发展，我们要有一个理性、平和、从容的心态；三，这些拆迁并居征地出来的土地归农民，土地所得的绝大部分收入也归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