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斐斐/文  对于欧洲的经济体来说，如何走出沉重的债务深渊，不是靠低成本发债的补贴就可以解决的。发债只是维持一国经济运行的辅助手段，欧洲经济应该寻求的不应该是少减多少，而是增加多少。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欧洲经济困局”。

一边是经济面临紧缩的可能，需要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另一边，则是债台高筑，政府已经不可能再借钱增加投资刺激，反而必须减小公共开支，降低福利，增加税收，剐骨疗伤。

在这种形势之下，消费已成泡影，国内投资自然无望，经济无奈地走上了下旋的恶性循环。也许惟一的安慰就是欧元贬值给欧洲出口带来的正面影响，当然欧洲，特别是“欧猪四国”如何利用外来投资刺激经济增长则是另外一番学问。 

希腊、意大利等追求高经济增长，他们是否会放弃高经济增长，这是重要问题。派生问题是，如果经济增速下降，未来的债务还是无法偿还，因为经济增速低于债务利率。未来是否会债务重组？欧洲经济是否会陷入长期的超低速增长甚至停滞阶段？这取决于欧洲还有多少本钱。 

欧洲的本钱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自己的科技实力。

从欧盟力推气候谈判，试图以领先的新能源科技带动经济复苏，到建立数字社会，试图成为世界ICT产业的先锋，欧洲正在动作。只不过，这些技术概念清晰，但情态依旧模糊，如果不是抱着指点江山的魄力与勇气，太多人似乎还看不清楚哪里才是欧洲经济新的增长点，重整欧洲经济的希望还在襁褓当中。

当然还有欧元区体制上的改变。从这场债务危机一开始，大家就开始争论“欧猪四国”失去利率调整手段，以及欧元区货币联盟的种种弊端是造成危机的一个原因。

老学究们当然可以反思当时经济学派与政治学派之争，政治联盟与货币联盟孰先孰后，我们也可以去问这场危机是否意味着欧元区开始从货币联盟向财政联盟转变。但更实际的也许是，为了一个统一的货币，各国的政治势力还愿意做出何种让步与妥协。

除此之外，我们更应该看到，这场危机给这个大陆、这个联盟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金融上的影响，而更是今后几十年欧洲政治局势演变、社会形态变化的肇始。

打开新闻标题，那些产业工人们挥舞着的愤怒、罢工运动中叫嚷着的喧闹，给电子媒体准备了最好菜单，一度让人产生社会危机的错觉。欧洲各国强大的工会组织不会轻易让劳工改革发生，但那些曾经吸引眼球的罢工事件所掀起的波澜也许很快就会被历史大潮所覆盖。

这个大陆一度靠殖民掠夺与高科技而建立起来的社会红利正面临着空前的挑战。在全球化带来合作更带来竞争的背景下，这场危机是否会让欧洲人享受了上百年的高收入，高福利，低劳动强度的优越生活改变？

这也许不仅仅取决于欧洲“自私”的民众，而更是欧洲的企业家与布鲁塞尔的大脑们需要深思的内容。不难发现，竞争力（competitiveness）这个词已经不断地出现在欧盟领导人的讲话与演讲当中。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一个国家，一个大陆如果再不改变创造价值的方式与效率，不管过去有多么辉煌，终究难逃被淘汰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