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隽/文 每次有人介绍起梁从诫先生，都有固定的模式：祖父梁启超、父亲梁思成、母亲林徽因，然后才是历史学家，环保志士，“自然之友”的创办人，连他的去世也不例外，版面上其祖父、父母的名字也都一一出现。而事实上，他不只是梁思成的儿子，抛开这个“名望家族”的背景，他的思维和行为与父辈们都因时代不同而有更新、更多样的变化。

他骑自行车去政协开会，被门卫拦在外面；出门吃饭带着一个小布袋，里头是自己的筷子；捡起同行的人扔下车的矿泉水瓶，这些细节构成的梁从诫，是一个不喊低碳口号，却真正做到这一点的人。

梁从诫是学历史的，他本来在大学里教书，做教授，研究历史，写文章，那是一份对文人来说还算合适的工作。五七干校的劳动结束后，他开始做编辑出版的工作，编一套《中国大百科全书》，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接触到了环境污染问题。在读者的来稿中，他第一次知道乡镇企业以巨大的污染作为经济发展的代价，现状险恶，关心的人却寥寥，这算是后来梁先生投身环保的一个伏笔。
人往往是为心所动。沉寂几年后，梁从诫开始了他认为最有意义的事，他从出版社辞职，去教书，然后又辞职，不再做历史学教授，因为“中国不缺我一个历史教授，但是缺少做环保的人”，着手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环保NGO，自然之友。

1994年3月，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在民政部登记注册，梁先生取名为“自然之友”（Friends of Nature），从最开始，他就把自己与环境放到了平等的位置，“和环境做朋友，做该做的事”。

“自然之友”最为人们熟知的，莫过于在昆仑山顶烧掉400张藏羚羊皮，为野牦牛队筹款40万支援他们的拯救藏羚羊行动，那是1998年，梁从诫66岁，他登上了昆仑山顶，点了那把火。而在十几年的历程里，梁先生带着自然之友，从保护滇金丝猴到阻止怒江建坝，到继承父母遗志保护北京四合院，有预见性在1997年就建议首钢搬迁到曹妃甸，提案政府治理周口店人类遗址的粉尘污染……经常采访他的环保记者回忆道，那几年，梁从诫老得很快，到2003年，他已经很难像5年前那样上4000多海拔的藏区，身体越来越差。
与其他的草根环保NGO不同，梁先生做了几年的政协委员，也因为有一定的影响力，很多声音能被政府部门听见。2004年，怒江建坝的事件在多方干预下，获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温家宝批示“暂停怒江建坝”。虽然不知道这里头有几成功力是NGO的努力，但是梁从诫一直对这样的结果表示怀疑，“如果领导没听到这些声音，怎么办呢？”民间的声音什么时候才能通过制度化的渠道传到上级，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一位媒体人在撰写祭文时说，每个人都可以是梁从诫。这是一句通用语，但做起来却太难。梁先生当然也知道做环保的难处，他把这比作“一场不可能打赢的战争”，梁先生说，“不能因为赢不了就不打，就像你知道人总是要死的，不能因为这个就不好好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