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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有一首著名的诗《饿死狗日的诗人》,诗人该饿死吗?
黄怒波:现在哪儿有诗人?都世俗化了,现时代是没有文化的时代,不存在饿死的领域,我怀念屈原那样的流浪诗人。但他也不是纯诗人,是官员。
经济观察报:有人因为世俗需要已经满足了,再去把爱好重新捡起来,比如像你这样。
黄怒波:诗歌对于我不是爱好,是精神存在,我当乞丐也好,当商人也好,诗不会不在,但是我不会让自己饿死,所以要做商人。我也能出版诗集,现在诗歌界都知道我,不是因为我的诗,而是因为“黄怒波”,这是现实。但真正的诗人不是诗歌爱好者,而是精神存在。我经过商,有很多一线的体验,否则就写不出《小兔子》,《绿度母》这样的诗,很多都是从普通诗人的眼中看不到的矛盾。
经济观察报:地产商为什么爱登山?
黄怒波:第一,有钱了,登山很耗费钱,没钱登不了。上世纪80年代是美国人爱登山,还写了一本书叫《登顶CEO》,90年代是日本人在登山,登山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很大关系,社会有活力,财富很多的时候,企业家们登山的多,户外运动就发展。第二,有时间了。地产的产业链跟别人不一样,不像做钢铁,天天盯在那儿看报表,地产商项目一开就可以走。再一个,地产商还有群羊效应,登山从王石开始,地产圈互相会影响,成了文化。最关键的一条,是企业家精神,就是冒险。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地产商人现在成了公众人物?
黄怒波:因为这些年开放最彻底的就是地产界,而且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刚性需求上来,所以这个行业暴富的机会大。大家对地产商很关注,爱恨交加,现在主要是恨了,妖魔化了。
地产商有发言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媒体。媒体现在也市场化了,地产有钱,有广告投放的需求。再一个,地产商占据了民营经济的高点,是中国社会矛盾爆发最集中的地方,贫富分化最大的标杆就是地产商财富急速增加,福布斯榜主要是地产商,地产商就特别有发言权。老百姓不知道钢铁跟自己的联系紧密,但房子跟每个人都是连着的,所以只有地产商的商人能明星化。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选择高调的生活?
黄怒波:我不知道别人为什么低调,可能是因为不安全感,或者是个性原因。我也没有特别高调,我觉得活得挺坦然的,第一,我干吗躲着呀,我不是挺自豪的吗?有钱有名,多好。人生无非衣锦还乡,小时候在家乡那么受欺压,在社会底层,又穷,现在全天下都知道我,作为一个男人真的挺自豪的。我可以告诉好多人,你们也能像我这样,因为我经历过,我又不是官二代,我是靠自己打拼出来的,这是中国梦,说明社会进步。
经济观察报:很多人忙着移民,是不是中国梦的破灭?
黄怒波:那是另外一件事,因为社会给人不稳定感,这是一个价值观念急速变动的时代,也是很激动人心的年代,不平庸。移民有几个原因,第一,不放心。政治体制不改革,就存在财富的安全问题;第二,也很正常。像日本、台湾都经历过移民潮,富起来以后,生活选择余地大了,人就好奇为什么不能到美国生活?第三,很像我的心态,我以前那么穷,现在很有钱,一去美国,媒体就说我是中国的富豪,我挺开心的,好满足。
经济观察报:有人认为你在诗歌界的名声更多建立在你对诗歌的赞助上面,而不是在创作上面,这个问题怎么看?
黄怒波:首先,我不认为我的诗歌是非常优秀的,我说我是二流诗人、三流诗人。但是反过来想,文人相轻,中国诗人谁说过谁的诗好?当然我在诗歌界的名声肯定是在诗歌赞助上,中国诗人多如牛毛,哪儿轮得到我呀。
经济观察报:那就挺坦然的。
黄怒波:当然,我对我的诗歌很自信,我觉得我诗歌创作的这种思维方式、版本别人不具备。为什么我的诗集在日本要再版,日本诗歌界评价比中国诗歌界公平,他们说没见过这种文本。
经济观察报:那关于北大杰出校友的评选问题呢?也有人说你是因为捐钱多才得着这个荣誉的。
黄怒波:那肯定是的。110周年评了11个杰出校友,雷洁琼、邓朴方这些都榜上有名,凭什么我有名?但是我想,北大选我是对的,说明北大不止培养科学家、政治家,还培养企业家。每年高校评富豪榜最多的是谁?就是北大。我是从中文系走出去的,我们创造这么多财富回报母校,谁能给呀,这也是挺自豪的。捐款这条可以挑战,你有本事比我多捐几个亿。这是北大对我的肯定,但是反过来,我可能要做得更优秀,某种意义上,我在社会上也给北大彰显了很多精神,我在全世界都说我是北大的。
经济观察报:商业社会里面,财富拥有者如果想同时获得其他方面的名声和地位,都有哪些途径?
黄怒波:自己要勤奋、要努力,要做学术,就好好去做,哪怕去做收藏家也行,你得好好去做,比如你就收藏紫砂壶也行,那也算是一个社会财富和历史积累的贡献。
经济观察报:用钱买是捷径吗?
黄怒波:没有捷径,只有用钱,你就捐赠。媒体来采访我,不是说我的企业最大,也不是我的财富最多,而是因为表达能力,为什么老是找潘石屹、冯仑呢?因为别人讲不出来。很多企业家,做得很优秀,但是这没有社会责任感,不屑于讨论这样的问题,像广东、浙江的富豪就藏起来。最关键一条,还是没有文化,媒体不会跟这些人对话。有了财富以后,做什么都容易,现在是商业社会。
经济观察报:这次巴菲特来华的晚宴,你参加吗?
黄怒波:因为有劝捐的嫌疑,弄得来像哈姆雷特,去还是不去,成了一个问题。但最后还是定了去,因为算(企业家俱乐部会员)集体活动,我不去不好。我觉得如果巴菲特劝捐,会比较虚伪。第一,美国富豪爱捐慈善基金,原因之一是他们的遗产税很重,但中国没有遗产税,可以不捐。假如比尔盖茨有一百亿美金,全是股票,不能变现,要变现,股市立刻垮了,只有忍着。但等他死了传给他的女儿,他女儿必须拿出50亿现金来交遗产税,剩下的50亿才能给她,一般人交不起这个税,又不能变卖股票,绝大部分只好放弃了遗产,这是顺水人情。第二,美国的财富积累方式跟中国不一样,中国这一代人这么辛苦做起来,还没做稳呢,明天企业命运还不知道怎么样呢。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再有中国捐助慈善不免税。我们的“北京大学中坤教育基金”,捐一亿的财产我还得交一千万的税。中国的慈善环境不够好。
经济观察报:你既享受了成功,也经历了很多残酷现实,你对这个世界是抱怨多还是赞美多?
黄怒波:我既不抱怨也不赞美,这就是世界,每个人都在为自己斗争。早晨我看《动物世界》,狮子为了维持生存,不停地搏斗,得杀生,人也是这样的动物,这是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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