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层与学界对现状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通货膨胀的判断有所不同。在当时，物价处在半管半放状态，物价上涨的威胁加重了，就用行政限价来对付，过量的货币大部分不能由物价上涨冲销，成为“隐蔽性的通货膨胀”，并导致物价体系新的扭曲。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即便在物价持续上升的1987年，统计所得的全国零售物价指数也只上涨了7.3%。但事实上，短缺的能源和原材料的计划价格被限制住了，议价部分则价格猛涨，“双轨制”的制度性弊端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如果对这一现状没有清醒的认识，任何决策都可能被误导。

9月，由国务院系统各部委组成的一个生产资料价格监督检查组向国务院递交了一份报告，据28个小组到各地实地调研的情况表明，“生产资料乱涨价乱收费相当严重，部分地方和领域已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其后一段时间，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但是仍然无法阻止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和国营机构投身到物资的倒卖中，人们利用手中或大或小的权力，从“双轨制”中牟取利益。《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了一个很夸张的案例，在南京，1 000吨钢材原地不动被炒卖了129次，价格上涨近三倍，参与这一事件的有江苏、广东、安徽和湖北的83个部门，主要当事者是拥有专营权的南京物资交易中心等物资流通部门。民间开始流传民谚：“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经济日报》提出了“官倒祸国论”，它论定，“生产资料价格飞涨，国家三令五申禁止乱涨价却收效甚微，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是那些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的公司”。据吴敬琏回忆，“其实当时民间矛盾主要不是指向公司，而是指向某些有权力背景的所谓‘太子公司’”。1987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又增加621亿元，货币增发236亿元，在投资过热的情况下，物价逐渐呈现难以控制的态势，猪肉、钢材、煤炭等原材料价格开始上涨。而在物价飞涨的同时，企业的承包制改革始终未见大成效，企业亏损报账已达400亿元，亏损补贴和物价补贴相当于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出现了企业经营困难，财政负担加重的景象。为了摆脱窘境，中央又被迫增发货币，从而进一步推高了通货膨胀的势头。
根据吴敬琏的回忆，在1988年2月的十三届二中全会前后，理论界曾发生过一次关于通货膨胀的争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薛暮桥、马宾、吴敬琏和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均认为，通胀已成当前经济的“最大敌人”，必须着手治理。而厉以宁以及国家体改委所属的体改所的一些学者则持相反观点，决策层也持后一种意见。198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一改历年以农业问题为主题的惯例，专讲宏观经济问题。文件指出，“1987年实现了有效益的增长，速度高而无通货膨胀的危险”、“对物价问题要进行科学的分析”。当时的决策层认定，当前物价问题的焦点在食品，而不是别的东西。而食品价格之所以上涨，说到底是因为供给不足。在《中国当代经济改革》一书中，吴敬琏写道：领导上惑于“通货膨胀无害论”的观点，仍然认为1987年的问题不是总量问题，而只是由于农业生产的局部问题。

但是，吴敬琏仍然没有退缩。1988年4月26日，吴敬琏和他的助手李剑阁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领导写了一份研究报告，题目为《控制需求，疏导货币，改革价格》。文中，他们重申了吴在1985年就提出过的“管住货币，放开价格”的政策主张，也就是说，进行价格改革势在必行，但是只有在“管住货币”的情况下，价格改革才有可能成功。

他们认为，在当前这种情况下，用价格管制的办法是难以维持的。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和日本的经验来看，“管住货币，放开价格”是“唯一可能获得成功的选择”。价格改革适时推出虽然艰险，舍此却别无他途，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困难和风险会越来越大。因此，他们写道，价格改革这个关“早晚要过，迟过不如早过，长痛不如短痛，贵在当机立断”。然而，他们的论述重点还在于控制需求和管住货币。他们指出，在多数人认识到价格改革既不能绕过，也不宜推迟以后，下述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即领导层在不改变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条件下做出积极推进价格改革的决策。但是，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成功可能性很小的选择，因为在需求膨胀和待实现购买力大量积累的情况下，对价格作较大的调整和放开部分产品的价格，有可能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在研究报告中，他们还列举南斯拉夫几次价格改革的案例，说明由于没有改变导致需求膨胀的经济体制和没有采取反膨胀的宏观经济政策，“结果都因物价暴涨超过了社会承受能力而不得不终止改革，重新冻结物价”。

吴敬琏们的观点仍然没有得到最高层的采纳。仅仅几个月以后，他们所描述的场景就在中国出现了。

1988年4月，全国七届人大召开，原国务院主要负责人转任中央军委副主席①，李鹏出任新一届的国务院总理。到了5月上旬，中央领导发生了突然的变化。时任总书记提出启动物价“闯关”。

“闯关”的意思是，在短期内迅速理顺紊乱的价格体系，从而让经济运行趋于正常。由于体制内外落差很大，价格一并轨，势必会导致物价在一定时期内的上涨，所以，这是一个凶险的“关”，而且必须以“闯”的方式才可能顺利通过。

这是一个有着巨大风险和争议的经济决策。

吴敬琏日后分析，根据决定“闯关”的领导人当时的讲话，他之所以下决心“闯关”，是为了消除“双轨制”所滋生的腐败现象。而在做决策时，对通货膨胀的危险性估计不足。吴敬琏认为，这一判断是导致“物价闯关”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接下来发生的事实，是30多年的改革史上最为混乱和令人叹息的一幕。

5月16日到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制定了物价改革方案，宣布用5年时间把物价放开。为此，国务院建立了物价委员会，以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为主任。在政治局常委会闭幕的5月19日，新华社向全国发表通电称，“中国的物价改革是一个大胆行动，要冒一定的风险，但是中央有信心把这件事办好……”以此为标志，打响了启动“物价闯关”的信号弹。

也是在5月19日这一天，邓小平接见一批前来北京参加一个国际经济讨论会的外宾。他在讲话中提出改革也要过五关斩六将，过价格这一关很不容易，“但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十全十美的方针、十全十美的办法是没有的”，“我总是告诉我的同志们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还要再大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交谈中，一位拉丁美洲的国家银行行长应和说：“这叫做长痛不如短痛。”邓小平说：“你说得对，长痛不如短痛。”不过，邓小平接见外宾时的这段讲话在当时并没有发表。①

5月25日至27日，时任总书记召集中央10多个部委的领导人开会，商议价格改革事宜，与会者中有两位经济学家，是刘国光和吴敬琏。会上，各部委领导都同意立即进行“物价闯关”。刘国光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由于连续几年的物价上涨，民众的通货膨胀预期正在形成，年初开始，各地已经发生了零星的抢购风潮，如果立即进行价格改革，势必促使通货膨胀预期完全形成和爆发全面的抢购风潮，所以，应当先用一两年时间治理好经济环境，再来进行价格改革。总书记对刘国光的意见不以为然，他说，你们这些经济学家的思想就是有框框，以为高速度一定会有高通胀，要求先治理环境，再放开价格。他援引韩国的经验说，韩国就是先通膨，后治理，打“时间差”，实践证明这是成功的经验。

吴敬琏觉得总书记所讲的道理不对，也加入了争论。他说，刘国光所说的基本道理是对的。打“时间差”要以居民还存在货币幻觉、没有形成通货膨胀预期为前提，这时多发票子他们不会马上作出反应。但是，4月份开始已经出现了储蓄负增长和零星抢购，所以，在这种宏观情况下实施激进的价格改革方案，可能会使通胀预期完全形成并出现银行挤兑和恐慌抢购。至于韩国，朴正熙搞“重化工业运动”以为打“时间差”是个好主意，结果造成严重通货膨胀，政局动荡，朴正熙的命都送掉了，这种教训不能不汲取。领导也不同意吴敬琏的意见。于是，两位学者与领导之间发生激烈的辩论，以至于争得脸红脖子粗，10多位部长们在一旁面面相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