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的人和事

一、英国人与中国海关制度

1854年，为了帮助清政府从所有外商那里公平征收海关关税，英、法、美三国领事主动建议在上海成立外国税务司。同年7月12日，经中国方面同意，英国的威妥玛、美国的贾流意和法国的史亚实，正式就任上海海关税务司。

1863年，中国政府任命英国人赫德出任上海总税务司。在1864年6月21日的一份通告中，赫德告诫外籍雇员说：“应时刻铭记，税务司署乃中国之海关而非外国之海关所有，故而，本署各员之天职应向着中国之官民行事，以杜绝任何冒犯与恶意之缘由。……领取中国政府之俸禄因而身为该政府属员之人，处事理应不犯其禁讳，亦不惹其嫉猜厌恨。故本司署外籍雇员与中国官员交往时应切记，尔等乃彼等之同僚，而与中国平民人等交往时亦应切记，尔等颇有义务及责任姑作彼等之同胞：怀此念者可趋于待官吏以礼貌，待百姓以友善矣。”

关于主要由威妥玛、赫德等英国人负责创立的中国海关制度，蒋梦麟在《西潮》中评价说：英国人为中国建立的关税制度，一开始就摆脱了传统陋规制度的恶劣影响。海关雇员都经过良好的训练，薪俸也相当优厚，退休之后还有充裕的养老金。徇情偏私的情形很少发生。中国为了保证偿付外债而把国家重要收入的控制权交付给外国政府，这原是国家的奇耻大辱，而且严重威胁到主权完整，但是因此建立的关税制度却是中国的意外收获。邮政也是根据西方制度建立的，抗战期间，日军占领区与中国大后方之间，邮递一直畅通无阻，邮差们常常穿越火线把邮件送达收件人手里。

作为对比，蒋梦麟痛心疾首地反省道：所谓陋规制度究竟是怎么一种办法呢？中国当时分为二十二行省，大约包括两千个县。县的行政首长是知县，他不但掌管一县的财政，同时还是一县的司法官，他的薪水每月不过数两银子，简直微不足道。因此他的一切费用都只能在陋规金上开支。如果上级官员经过他那一县，他除了负责招待之外，还得供应旅途一切需要财物。对于上级官员的随员也得送“礼”，所谓“礼”通常都是送的钱。我的故乡余姚城外的姚江岸上有一座接官亭，这是各县都有的。连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学者政治家曾国藩，也在一封信里为陋规制度辩护，他认为要顺利推行政务，就不得不如此。他说一个官吏的必要开支太大，而且还得赡养家人和亲戚。

作为结论，蒋梦麟认为，要彻底改良中国传统的陋规制度，必须全盘引进欧美文明中的良好道德与良好制度：“但是我要请问：这些成就究竟由于外国人的良好道德，还是由于他们介绍到中国来的良好制度呢？没有健全的品德，这些制度固然无法实行，但是单凭外国人的道德难道就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吗？单凭少数高居要津的外国专家就能够制止千千万万中国职员的不法行为吗？海关、盐务、邮政之所以成功，还是靠良好制度下的基层中国职员的通力合作。这就是孟子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二、老大自居的精神癌症

比起传统的陋规制度，中华文明中最为黑暗也最为致命的，其实是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传统宗教文化所铸造出的阿Q式的国民劣根性，也就是被鲁迅称之为精神胜利法的老大自居、自欺欺人的道德硬伤和精神癌症。在《中国近代史》中，有一个历史细节与这种道德硬伤和精神癌症直接相关。

1583年，天主教耶稣会的两名意大利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来到中国。为了把西方上帝的福音传递给为数众多的中国人，他们改穿中式服装、学习汉语、采用中国式的行为举止、研究儒家的道德信条。利玛窦得知中国人不知道宇宙构造，便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作为欧洲人，他自然而然地把欧洲摆在了中间，把美洲画在了左边，把亚洲画在了右边。当他意识到这幅地图触犯了中国人以中央之国老大自居的精神生命线之后，很快画出了把中国摆在中间的第二张地图。不惜一切代价捍卫以中央之国老大自居的精神生命线的中国人，却因此错失了积极主动地走向文明、走向世界的历史契机。

最为集中地体现中国人老大自居、自欺欺人的道德硬伤和精神癌症的陋规制度，是以奉天承运、替天行道的天子身份惟我独尊的中国皇帝，既要奴役本国人也要奴役外国人的封贡制度和封贡心理。从明代开始，中国在亚洲地区确立了一套等级森严的国际关系体系，朝鲜、安南、暹罗、缅甸和东南亚及中亚的一些周边国家，委曲求全地接受了定期上贡的藩属国地位。鸦片战争失败后，广州将军耆英于1842年8月29日以钦差大臣身份与英国人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其中被迫割让香港的屈辱条款，在中文条约中竟然基于根深蒂固的封贡心理被自欺欺人地表述为：因英国商船远路跋涉来华，往往有损坏修补者，自应给予一处以便修船及存放所用物料，故大皇帝恩准给予一个地方。

经手签订《南京条约》的耆英，为了继续充当实际上的“外交大臣”，极力向朝廷表白英国人只信任他作为谈判对象。1844年11月，他在一份奏折中写道：“缘夷人生长外番，其于天朝制度多不谙悉，而又往往强作解事，难以理晓……”套用中国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一句老话，耆英的这种老大自居、自欺欺人的话语表达，显然是自欺欺人。

三、博而不精的《中国近代史》

徐中约的 《中国近代史》涵盖了从1600年到2000年中国社会的全部历史，与国内通行的上限为1940年、下限为1949年的中国近代史并不一致。该书英文原著的书名是 “TheRiseofModernChina”，准确的中文翻译是“现代中国的兴起”。按照徐中约的理解，中国近代史400年的艰难历程，并非如大多数西方汉学家所言，是一段西方因素不断输入而中国仅仅被动回应的历史。为此，他把“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反对外来因素的民族或种族抗争”、“在新的天地里寻求一条求生之道”，作为推动近代中国发展的三种动力。但是，书中对于三种动力的描述并没有达到令人信服的理想效果，留给笔者的整体印象只是博大而不精深的虎头蛇尾。

用政权实体来划分，徐中约笔下的近代史包括三个主要阶段：第一是满清王朝；第二是1911年之后的中华民国；第三是1949年之后的中国。对于满清王朝，书中表现出的是博古通今的多元双向思维。然而，一旦进入1911年前后的民族革命，书中充斥的却是以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为惟一正统的一元单向思维。历史事实则是，极力提倡“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孙中山，在中华民国的宪政民主制度已经初步建立的情况下，为了达到从袁世凯手中夺取政权并且建立一党训政的“党天下”的政治目的，所秉持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而是奉行“日助我则我胜，日助袁则袁胜”的国际化战略。接替孙中山的蒋介石通过国内战争所建立的，正是一党训政的党国、党天下、党皇帝的极权专制体系。

除此之外，徐中约笔下还存在着许多常识性的谬误。譬如在谈到《新青年》时代的思想革命时，他把从来没有到过法国的陈独秀，与蔡元培并列为从法国归国的留学生；同时又把远在日本的郭沫若与鲁迅并列为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专门应教育部之召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更被以讹传讹地加上了“婉言谢绝浙江省长之职”的前置背景。

尽管如此，已经被公认为欧美及东南亚等地中国近代史研究权威著作和最为畅销学术教科书的《中国近代史》，比起国内的历史教科书来，依然不失为最不坏的历史文本。该书的出版，应该是2008年中国出版界的一个盛事。

《中国近代史》的人和事

361

2008-03-31

张耀杰

2008年初，世界图书出版公司高调出版了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华裔教授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简体中文版。通读这部博大而不精深的近代通史，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其中涉及的人和事。

一、英国人与中国海关制度

1854年，为了帮助清政府从所有外商那里公平征收海关关税，英、法、美三国领事主动建议在上海成立外国税务司。同年7月12日，经中国方面同意，英国的威妥玛、美国的贾流意和法国的史亚实，正式就任上海海关税务司。

1863年，中国政府任命英国人赫德出任上海总税务司。在1864年6月21日的一份通告中，赫德告诫外籍雇员说：“应时刻铭记，税务司署乃中国之海关而非外国之海关所有，故而，本署各员之天职应向着中国之官民行事，以杜绝任何冒犯与恶意之缘由。……领取中国政府之俸禄因而身为该政府属员之人，处事理应不犯其禁讳，亦不惹其嫉猜厌恨。故本司署外籍雇员与中国官员交往时应切记，尔等乃彼等之同僚，而与中国平民人等交往时亦应切记，尔等颇有义务及责任姑作彼等之同胞：怀此念者可趋于待官吏以礼貌，待百姓以友善矣。”

关于主要由威妥玛、赫德等英国人负责创立的中国海关制度，蒋梦麟在《西潮》中评价说：英国人为中国建立的关税制度，一开始就摆脱了传统陋规制度的恶劣影响。海关雇员都经过良好的训练，薪俸也相当优厚，退休之后还有充裕的养老金。徇情偏私的情形很少发生。中国为了保证偿付外债而把国家重要收入的控制权交付给外国政府，这原是国家的奇耻大辱，而且严重威胁到主权完整，但是因此建立的关税制度却是中国的意外收获。邮政也是根据西方制度建立的，抗战期间，日军占领区与中国大后方之间，邮递一直畅通无阻，邮差们常常穿越火线把邮件送达收件人手里。

作为对比，蒋梦麟痛心疾首地反省道：所谓陋规制度究竟是怎么一种办法呢？中国当时分为二十二行省，大约包括两千个县。县的行政首长是知县，他不但掌管一县的财政，同时还是一县的司法官，他的薪水每月不过数两银子，简直微不足道。因此他的一切费用都只能在陋规金上开支。如果上级官员经过他那一县，他除了负责招待之外，还得供应旅途一切需要财物。对于上级官员的随员也得送“礼”，所谓“礼”通常都是送的钱。我的故乡余姚城外的姚江岸上有一座接官亭，这是各县都有的。连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学者政治家曾国藩，也在一封信里为陋规制度辩护，他认为要顺利推行政务，就不得不如此。他说一个官吏的必要开支太大，而且还得赡养家人和亲戚。

作为结论，蒋梦麟认为，要彻底改良中国传统的陋规制度，必须全盘引进欧美文明中的良好道德与良好制度：“但是我要请问：这些成就究竟由于外国人的良好道德，还是由于他们介绍到中国来的良好制度呢？没有健全的品德，这些制度固然无法实行，但是单凭外国人的道德难道就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吗？单凭少数高居要津的外国专家就能够制止千千万万中国职员的不法行为吗？海关、盐务、邮政之所以成功，还是靠良好制度下的基层中国职员的通力合作。这就是孟子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二、老大自居的精神癌症

比起传统的陋规制度，中华文明中最为黑暗也最为致命的，其实是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传统宗教文化所铸造出的阿Q式的国民劣根性，也就是被鲁迅称之为精神胜利法的老大自居、自欺欺人的道德硬伤和精神癌症。在《中国近代史》中，有一个历史细节与这种道德硬伤和精神癌症直接相关。

1583年，天主教耶稣会的两名意大利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来到中国。为了把西方上帝的福音传递给为数众多的中国人，他们改穿中式服装、学习汉语、采用中国式的行为举止、研究儒家的道德信条。利玛窦得知中国人不知道宇宙构造，便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作为欧洲人，他自然而然地把欧洲摆在了中间，把美洲画在了左边，把亚洲画在了右边。当他意识到这幅地图触犯了中国人以中央之国老大自居的精神生命线之后，很快画出了把中国摆在中间的第二张地图。不惜一切代价捍卫以中央之国老大自居的精神生命线的中国人，却因此错失了积极主动地走向文明、走向世界的历史契机。

最为集中地体现中国人老大自居、自欺欺人的道德硬伤和精神癌症的陋规制度，是以奉天承运、替天行道的天子身份惟我独尊的中国皇帝，既要奴役本国人也要奴役外国人的封贡制度和封贡心理。从明代开始，中国在亚洲地区确立了一套等级森严的国际关系体系，朝鲜、安南、暹罗、缅甸和东南亚及中亚的一些周边国家，委曲求全地接受了定期上贡的藩属国地位。鸦片战争失败后，广州将军耆英于1842年8月29日以钦差大臣身份与英国人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其中被迫割让香港的屈辱条款，在中文条约中竟然基于根深蒂固的封贡心理被自欺欺人地表述为：因英国商船远路跋涉来华，往往有损坏修补者，自应给予一处以便修船及存放所用物料，故大皇帝恩准给予一个地方。

经手签订《南京条约》的耆英，为了继续充当实际上的“外交大臣”，极力向朝廷表白英国人只信任他作为谈判对象。1844年11月，他在一份奏折中写道：“缘夷人生长外番，其于天朝制度多不谙悉，而又往往强作解事，难以理晓……”套用中国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一句老话，耆英的这种老大自居、自欺欺人的话语表达，显然是自欺欺人。

三、博而不精的《中国近代史》

徐中约的 《中国近代史》涵盖了从1600年到2000年中国社会的全部历史，与国内通行的上限为1940年、下限为1949年的中国近代史并不一致。该书英文原著的书名是 “TheRiseofModernChina”，准确的中文翻译是“现代中国的兴起”。按照徐中约的理解，中国近代史400年的艰难历程，并非如大多数西方汉学家所言，是一段西方因素不断输入而中国仅仅被动回应的历史。为此，他把“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反对外来因素的民族或种族抗争”、“在新的天地里寻求一条求生之道”，作为推动近代中国发展的三种动力。但是，书中对于三种动力的描述并没有达到令人信服的理想效果，留给笔者的整体印象只是博大而不精深的虎头蛇尾。

用政权实体来划分，徐中约笔下的近代史包括三个主要阶段：第一是满清王朝；第二是1911年之后的中华民国；第三是1949年之后的中国。对于满清王朝，书中表现出的是博古通今的多元双向思维。然而，一旦进入1911年前后的民族革命，书中充斥的却是以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为惟一正统的一元单向思维。历史事实则是，极力提倡“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孙中山，在中华民国的宪政民主制度已经初步建立的情况下，为了达到从袁世凯手中夺取政权并且建立一党训政的“党天下”的政治目的，所秉持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而是奉行“日助我则我胜，日助袁则袁胜”的国际化战略。接替孙中山的蒋介石通过国内战争所建立的，正是一党训政的党国、党天下、党皇帝的极权专制体系。

除此之外，徐中约笔下还存在着许多常识性的谬误。譬如在谈到《新青年》时代的思想革命时，他把从来没有到过法国的陈独秀，与蔡元培并列为从法国归国的留学生；同时又把远在日本的郭沫若与鲁迅并列为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专门应教育部之召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更被以讹传讹地加上了“婉言谢绝浙江省长之职”的前置背景。

尽管如此，已经被公认为欧美及东南亚等地中国近代史研究权威著作和最为畅销学术教科书的《中国近代史》，比起国内的历史教科书来，依然不失为最不坏的历史文本。该书的出版，应该是2008年中国出版界的一个盛事。

《中国近代史》的人和事

361

2008-03-31

张耀杰

2008年初，世界图书出版公司高调出版了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华裔教授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简体中文版。通读这部博大而不精深的近代通史，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其中涉及的人和事。

一、英国人与中国海关制度

1854年，为了帮助清政府从所有外商那里公平征收海关关税，英、法、美三国领事主动建议在上海成立外国税务司。同年7月12日，经中国方面同意，英国的威妥玛、美国的贾流意和法国的史亚实，正式就任上海海关税务司。

1863年，中国政府任命英国人赫德出任上海总税务司。在1864年6月21日的一份通告中，赫德告诫外籍雇员说：“应时刻铭记，税务司署乃中国之海关而非外国之海关所有，故而，本署各员之天职应向着中国之官民行事，以杜绝任何冒犯与恶意之缘由。……领取中国政府之俸禄因而身为该政府属员之人，处事理应不犯其禁讳，亦不惹其嫉猜厌恨。故本司署外籍雇员与中国官员交往时应切记，尔等乃彼等之同僚，而与中国平民人等交往时亦应切记，尔等颇有义务及责任姑作彼等之同胞：怀此念者可趋于待官吏以礼貌，待百姓以友善矣。”

关于主要由威妥玛、赫德等英国人负责创立的中国海关制度，蒋梦麟在《西潮》中评价说：英国人为中国建立的关税制度，一开始就摆脱了传统陋规制度的恶劣影响。海关雇员都经过良好的训练，薪俸也相当优厚，退休之后还有充裕的养老金。徇情偏私的情形很少发生。中国为了保证偿付外债而把国家重要收入的控制权交付给外国政府，这原是国家的奇耻大辱，而且严重威胁到主权完整，但是因此建立的关税制度却是中国的意外收获。邮政也是根据西方制度建立的，抗战期间，日军占领区与中国大后方之间，邮递一直畅通无阻，邮差们常常穿越火线把邮件送达收件人手里。

作为对比，蒋梦麟痛心疾首地反省道：所谓陋规制度究竟是怎么一种办法呢？中国当时分为二十二行省，大约包括两千个县。县的行政首长是知县，他不但掌管一县的财政，同时还是一县的司法官，他的薪水每月不过数两银子，简直微不足道。因此他的一切费用都只能在陋规金上开支。如果上级官员经过他那一县，他除了负责招待之外，还得供应旅途一切需要财物。对于上级官员的随员也得送“礼”，所谓“礼”通常都是送的钱。我的故乡余姚城外的姚江岸上有一座接官亭，这是各县都有的。连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学者政治家曾国藩，也在一封信里为陋规制度辩护，他认为要顺利推行政务，就不得不如此。他说一个官吏的必要开支太大，而且还得赡养家人和亲戚。

作为结论，蒋梦麟认为，要彻底改良中国传统的陋规制度，必须全盘引进欧美文明中的良好道德与良好制度：“但是我要请问：这些成就究竟由于外国人的良好道德，还是由于他们介绍到中国来的良好制度呢？没有健全的品德，这些制度固然无法实行，但是单凭外国人的道德难道就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吗？单凭少数高居要津的外国专家就能够制止千千万万中国职员的不法行为吗？海关、盐务、邮政之所以成功，还是靠良好制度下的基层中国职员的通力合作。这就是孟子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二、老大自居的精神癌症

比起传统的陋规制度，中华文明中最为黑暗也最为致命的，其实是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传统宗教文化所铸造出的阿Q式的国民劣根性，也就是被鲁迅称之为精神胜利法的老大自居、自欺欺人的道德硬伤和精神癌症。在《中国近代史》中，有一个历史细节与这种道德硬伤和精神癌症直接相关。

1583年，天主教耶稣会的两名意大利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来到中国。为了把西方上帝的福音传递给为数众多的中国人，他们改穿中式服装、学习汉语、采用中国式的行为举止、研究儒家的道德信条。利玛窦得知中国人不知道宇宙构造，便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作为欧洲人，他自然而然地把欧洲摆在了中间，把美洲画在了左边，把亚洲画在了右边。当他意识到这幅地图触犯了中国人以中央之国老大自居的精神生命线之后，很快画出了把中国摆在中间的第二张地图。不惜一切代价捍卫以中央之国老大自居的精神生命线的中国人，却因此错失了积极主动地走向文明、走向世界的历史契机。

最为集中地体现中国人老大自居、自欺欺人的道德硬伤和精神癌症的陋规制度，是以奉天承运、替天行道的天子身份惟我独尊的中国皇帝，既要奴役本国人也要奴役外国人的封贡制度和封贡心理。从明代开始，中国在亚洲地区确立了一套等级森严的国际关系体系，朝鲜、安南、暹罗、缅甸和东南亚及中亚的一些周边国家，委曲求全地接受了定期上贡的藩属国地位。鸦片战争失败后，广州将军耆英于1842年8月29日以钦差大臣身份与英国人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其中被迫割让香港的屈辱条款，在中文条约中竟然基于根深蒂固的封贡心理被自欺欺人地表述为：因英国商船远路跋涉来华，往往有损坏修补者，自应给予一处以便修船及存放所用物料，故大皇帝恩准给予一个地方。

经手签订《南京条约》的耆英，为了继续充当实际上的“外交大臣”，极力向朝廷表白英国人只信任他作为谈判对象。1844年11月，他在一份奏折中写道：“缘夷人生长外番，其于天朝制度多不谙悉，而又往往强作解事，难以理晓……”套用中国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一句老话，耆英的这种老大自居、自欺欺人的话语表达，显然是自欺欺人。

三、博而不精的《中国近代史》

徐中约的 《中国近代史》涵盖了从1600年到2000年中国社会的全部历史，与国内通行的上限为1940年、下限为1949年的中国近代史并不一致。该书英文原著的书名是 “TheRiseofModernChina”，准确的中文翻译是“现代中国的兴起”。按照徐中约的理解，中国近代史400年的艰难历程，并非如大多数西方汉学家所言，是一段西方因素不断输入而中国仅仅被动回应的历史。为此，他把“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反对外来因素的民族或种族抗争”、“在新的天地里寻求一条求生之道”，作为推动近代中国发展的三种动力。但是，书中对于三种动力的描述并没有达到令人信服的理想效果，留给笔者的整体印象只是博大而不精深的虎头蛇尾。

用政权实体来划分，徐中约笔下的近代史包括三个主要阶段：第一是满清王朝；第二是1911年之后的中华民国；第三是1949年之后的中国。对于满清王朝，书中表现出的是博古通今的多元双向思维。然而，一旦进入1911年前后的民族革命，书中充斥的却是以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为惟一正统的一元单向思维。历史事实则是，极力提倡“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孙中山，在中华民国的宪政民主制度已经初步建立的情况下，为了达到从袁世凯手中夺取政权并且建立一党训政的“党天下”的政治目的，所秉持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而是奉行“日助我则我胜，日助袁则袁胜”的国际化战略。接替孙中山的蒋介石通过国内战争所建立的，正是一党训政的党国、党天下、党皇帝的极权专制体系。

除此之外，徐中约笔下还存在着许多常识性的谬误。譬如在谈到《新青年》时代的思想革命时，他把从来没有到过法国的陈独秀，与蔡元培并列为从法国归国的留学生；同时又把远在日本的郭沫若与鲁迅并列为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专门应教育部之召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更被以讹传讹地加上了“婉言谢绝浙江省长之职”的前置背景。

尽管如此，已经被公认为欧美及东南亚等地中国近代史研究权威著作和最为畅销学术教科书的《中国近代史》，比起国内的历史教科书来，依然不失为最不坏的历史文本。该书的出版，应该是2008年中国出版界的一个盛事。

《中国近代史》的人和事

361

2008-03-31

张耀杰

2008年初，世界图书出版公司高调出版了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华裔教授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简体中文版。通读这部博大而不精深的近代通史，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其中涉及的人和事。

一、英国人与中国海关制度

1854年，为了帮助清政府从所有外商那里公平征收海关关税，英、法、美三国领事主动建议在上海成立外国税务司。同年7月12日，经中国方面同意，英国的威妥玛、美国的贾流意和法国的史亚实，正式就任上海海关税务司。

1863年，中国政府任命英国人赫德出任上海总税务司。在1864年6月21日的一份通告中，赫德告诫外籍雇员说：“应时刻铭记，税务司署乃中国之海关而非外国之海关所有，故而，本署各员之天职应向着中国之官民行事，以杜绝任何冒犯与恶意之缘由。……领取中国政府之俸禄因而身为该政府属员之人，处事理应不犯其禁讳，亦不惹其嫉猜厌恨。故本司署外籍雇员与中国官员交往时应切记，尔等乃彼等之同僚，而与中国平民人等交往时亦应切记，尔等颇有义务及责任姑作彼等之同胞：怀此念者可趋于待官吏以礼貌，待百姓以友善矣。”

关于主要由威妥玛、赫德等英国人负责创立的中国海关制度，蒋梦麟在《西潮》中评价说：英国人为中国建立的关税制度，一开始就摆脱了传统陋规制度的恶劣影响。海关雇员都经过良好的训练，薪俸也相当优厚，退休之后还有充裕的养老金。徇情偏私的情形很少发生。中国为了保证偿付外债而把国家重要收入的控制权交付给外国政府，这原是国家的奇耻大辱，而且严重威胁到主权完整，但是因此建立的关税制度却是中国的意外收获。邮政也是根据西方制度建立的，抗战期间，日军占领区与中国大后方之间，邮递一直畅通无阻，邮差们常常穿越火线把邮件送达收件人手里。

作为对比，蒋梦麟痛心疾首地反省道：所谓陋规制度究竟是怎么一种办法呢？中国当时分为二十二行省，大约包括两千个县。县的行政首长是知县，他不但掌管一县的财政，同时还是一县的司法官，他的薪水每月不过数两银子，简直微不足道。因此他的一切费用都只能在陋规金上开支。如果上级官员经过他那一县，他除了负责招待之外，还得供应旅途一切需要财物。对于上级官员的随员也得送“礼”，所谓“礼”通常都是送的钱。我的故乡余姚城外的姚江岸上有一座接官亭，这是各县都有的。连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学者政治家曾国藩，也在一封信里为陋规制度辩护，他认为要顺利推行政务，就不得不如此。他说一个官吏的必要开支太大，而且还得赡养家人和亲戚。

作为结论，蒋梦麟认为，要彻底改良中国传统的陋规制度，必须全盘引进欧美文明中的良好道德与良好制度：“但是我要请问：这些成就究竟由于外国人的良好道德，还是由于他们介绍到中国来的良好制度呢？没有健全的品德，这些制度固然无法实行，但是单凭外国人的道德难道就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吗？单凭少数高居要津的外国专家就能够制止千千万万中国职员的不法行为吗？海关、盐务、邮政之所以成功，还是靠良好制度下的基层中国职员的通力合作。这就是孟子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二、老大自居的精神癌症

比起传统的陋规制度，中华文明中最为黑暗也最为致命的，其实是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传统宗教文化所铸造出的阿Q式的国民劣根性，也就是被鲁迅称之为精神胜利法的老大自居、自欺欺人的道德硬伤和精神癌症。在《中国近代史》中，有一个历史细节与这种道德硬伤和精神癌症直接相关。

1583年，天主教耶稣会的两名意大利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来到中国。为了把西方上帝的福音传递给为数众多的中国人，他们改穿中式服装、学习汉语、采用中国式的行为举止、研究儒家的道德信条。利玛窦得知中国人不知道宇宙构造，便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作为欧洲人，他自然而然地把欧洲摆在了中间，把美洲画在了左边，把亚洲画在了右边。当他意识到这幅地图触犯了中国人以中央之国老大自居的精神生命线之后，很快画出了把中国摆在中间的第二张地图。不惜一切代价捍卫以中央之国老大自居的精神生命线的中国人，却因此错失了积极主动地走向文明、走向世界的历史契机。

最为集中地体现中国人老大自居、自欺欺人的道德硬伤和精神癌症的陋规制度，是以奉天承运、替天行道的天子身份惟我独尊的中国皇帝，既要奴役本国人也要奴役外国人的封贡制度和封贡心理。从明代开始，中国在亚洲地区确立了一套等级森严的国际关系体系，朝鲜、安南、暹罗、缅甸和东南亚及中亚的一些周边国家，委曲求全地接受了定期上贡的藩属国地位。鸦片战争失败后，广州将军耆英于1842年8月29日以钦差大臣身份与英国人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其中被迫割让香港的屈辱条款，在中文条约中竟然基于根深蒂固的封贡心理被自欺欺人地表述为：因英国商船远路跋涉来华，往往有损坏修补者，自应给予一处以便修船及存放所用物料，故大皇帝恩准给予一个地方。

经手签订《南京条约》的耆英，为了继续充当实际上的“外交大臣”，极力向朝廷表白英国人只信任他作为谈判对象。1844年11月，他在一份奏折中写道：“缘夷人生长外番，其于天朝制度多不谙悉，而又往往强作解事，难以理晓……”套用中国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一句老话，耆英的这种老大自居、自欺欺人的话语表达，显然是自欺欺人。

三、博而不精的《中国近代史》

徐中约的 《中国近代史》涵盖了从1600年到2000年中国社会的全部历史，与国内通行的上限为1940年、下限为1949年的中国近代史并不一致。该书英文原著的书名是 “TheRiseofModernChina”，准确的中文翻译是“现代中国的兴起”。按照徐中约的理解，中国近代史400年的艰难历程，并非如大多数西方汉学家所言，是一段西方因素不断输入而中国仅仅被动回应的历史。为此，他把“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反对外来因素的民族或种族抗争”、“在新的天地里寻求一条求生之道”，作为推动近代中国发展的三种动力。但是，书中对于三种动力的描述并没有达到令人信服的理想效果，留给笔者的整体印象只是博大而不精深的虎头蛇尾。

用政权实体来划分，徐中约笔下的近代史包括三个主要阶段：第一是满清王朝；第二是1911年之后的中华民国；第三是1949年之后的中国。对于满清王朝，书中表现出的是博古通今的多元双向思维。然而，一旦进入1911年前后的民族革命，书中充斥的却是以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为惟一正统的一元单向思维。历史事实则是，极力提倡“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孙中山，在中华民国的宪政民主制度已经初步建立的情况下，为了达到从袁世凯手中夺取政权并且建立一党训政的“党天下”的政治目的，所秉持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而是奉行“日助我则我胜，日助袁则袁胜”的国际化战略。接替孙中山的蒋介石通过国内战争所建立的，正是一党训政的党国、党天下、党皇帝的极权专制体系。

除此之外，徐中约笔下还存在着许多常识性的谬误。譬如在谈到《新青年》时代的思想革命时，他把从来没有到过法国的陈独秀，与蔡元培并列为从法国归国的留学生；同时又把远在日本的郭沫若与鲁迅并列为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专门应教育部之召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更被以讹传讹地加上了“婉言谢绝浙江省长之职”的前置背景。

尽管如此，已经被公认为欧美及东南亚等地中国近代史研究权威著作和最为畅销学术教科书的《中国近代史》，比起国内的历史教科书来，依然不失为最不坏的历史文本。该书的出版，应该是2008年中国出版界的一个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