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张晶/文

一

当我在三里屯Village的星巴克徘徊了整整三圈的时候，他邀请我坐在对面。

这是北京典型的一个夏日傍晚，再过一个小时，世界杯德国和阿根廷的对决之战就要打响。这是整个夏天的主题，光线影业的工作人员说起，在此期间，北京电影市场票房下降了30％。三里屯则像一个巨大的磁铁，吸附着比平日多几倍的人流，比赛时刻分外鼎沸。

我们随意地聊起天。这位名叫Kaycee的男孩来自尼日利亚，做贸易生意，在北京待了两年多依然不懂中文，但这并未带来任何不便，反倒唯独对一点非常敏感——因为肤色，人们总会向他投来异样的眼光。

“不知道为什么，在三里屯能让我打消这种感觉。就像这些日子到这里看球，悲伤也好，惊喜也好，总觉得有人倾听”。

二

时光闪回，这里的变化实在惊人。除了老外之外，三里屯南街一度是音乐人的天堂。

在独立音乐人张玮玮的记忆中，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时候，北京刚刚开始流行在酒吧内看球。那时的三里屯，显然就是酒吧的代名词。因为没有时差不用熬夜，他们就坐在野孩子乐队创立的河酒吧，共度一个下午或是整个夜晚。

世界杯聚拢了人气，尽管它不会是唯一的主题。随之而来的就是三里屯南街的巅峰时期。这里充满了云南大理的影子，被他们称作“精神上的疗养所”。生意太好了，来这里的人们今宵离别明日相逢，像一场永不停歇的流水席。

最浪漫的记忆，还有无数的外国姑娘们，毅然决然地和那些光头或长发之间的乐队主唱、贝司和鼓手们发生的美好故事。留学生姑娘们没什么钱，从首师大的宿舍一路蹬着自行车到了三里屯，点一杯啤酒耗一个下午，一口口抿着还剩下半杯。到后来张玮玮和朋友们就请她们喝酒，很快就成为了朋友。

三里屯南街的酒吧孕育了北京民谣早期的若干乐队，一些人的名字后来或许听到，或许不会。那时的三里屯充满着速度、欲望与变化的活力，张玮玮和他的同伴郭龙依然清楚地记得，民谣歌手小河宿醉之后竟一路狂奔，从三里屯跑回了天通苑。

张玮玮说，那些年，外国人和北京人之间，互相充满着神秘感。在三里屯蹲活儿的出租车司机，看到中国姑娘和老外一同搭车，是铁定拒载的，甚至还有人专门在出租车上贴上条儿，“姑娘们，当和老外在一起的时候，想想当年的八国联军”。

三

“非典”成为了“拐点”，一夜间，人们纷纷投身空气更好的后海，顿时萧条的三里屯南街即便在非典弥散之后也未能恢复生气，门可罗雀。没过多久，政府的重新规划更彻底打乱了节奏，拆迁的惶惶之声改变了这里的生态。南街不见了，但男孩女孩、兰桂坊等酒吧驻扎的三里屯北街依旧灯红酒绿，品牌店拔地而起，老外还骑着自行车。

说来都是往事，王朔的那些小说里，都飘忽着那时的影子。十年后，三里屯对于张玮玮却成了 “最熟悉的陌生人”。这里融入了太古地产所创立的VILLAGE、潘石屹的三里屯SOHO以及施工中的世茂地产“屯三里”等项目所塑造的现代性景观。三里屯的主顾渐渐成为锦衣夜行的白领，因“距内城三里”而得名的三里屯，开始成为北京城市生活的新的核心地带。

出版人杨葵曾经写到，三里屯这20年，很像一个人的成长，少年时青涩、欢乐；青年时孟浪、激进；而立之年前后的混乱、崩溃；到如今，被人生之苦，以及各种社会现实，教育得浪子归来，规规矩矩，娶妻生子，建设家庭，成了和谐社会的中坚力量。

几年间，传统的老居民大都搬离了这片地区而迅速蜕变为中产阶级房东，取而代之的则是以各种名义来到北京的外国人们。到了最近，三里屯周边的房产中介甚至打出了 “在三里屯便于看世界杯”的幌子。老外们挣着欧洲或北美的工资，租着一间外表陈旧内在敞亮的房子，骑着28自行车飘忽来去，过着“城中城”的波西米亚生活。

“如今在三里屯骑单车的只有两种人，穷人和外国人”，张玮玮跟我说。

的确，这里鲜有北京旧城的情怀，却从来并不缺乏快乐的空气。林语堂早就说，北平是宽大的。这种延续至今的气质表明，北京似乎从来不是单一的京味文化，而是学术的北京、艺术和博物馆的北京、有历史的北京、时尚和消费的北京等交融并备的混杂体。

这种粗糙的格局似乎在三里屯都一一找得到对应，它像是个浓缩的载体，作为华洋共处的休闲之地，混沌状态从未改变。参与设计三里屯Village和三里屯SOHO的建筑师隈研吾曾经说，三里屯令他回忆起以前的生活，跟东京的青山、六本木很相像——据说六本木这个地方有居住十多年还不会说日语的，外来人的生活自成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