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和平:磨合成就一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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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15

王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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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赢的潜力

NGO的工作受限制这么多，在中国做环保还有潜力吗？

谈到限制，身份焦虑一直是许多进入中国多年却仍未注册的国际性NGO组织要面对的难题。需要上级主管部门挂靠才可以注册，使得很多NGO一直是“黑户”——租用办公室，员工的劳务合同签署困难重重。绿色和平组织也是这样的“黑户”，政府与公众关系主任雍容则认为这对工作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身份的信任度，完全可以通过行动来证明。2008年的《奥运环境评估》，客观真实地表述了北京当时的环境状况，优缺点明显。报告影响很大，奥组委颁了一个“突出贡献奖”给项目组。作为政府的一个正面肯定，雍容觉得NGO做到这个程度已经可以称之为 “用行动说话，用事实争取公信度”。此时，身份焦虑已经不存在了。

至于环保的潜力，森林资源主任刘兵给我举了一个例子。2005年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家具的木材如果来自于可持续发展的一片森林，但价格会涨10%，你会买吗？66%的受众选择会买。这个结果令大家都很惊讶，说明中国民众对环保意识的消化程度进步非常快。

但是谈到真正发展的潜力，更多的来源于整个国家的变化。当气候问题、能源问题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时，诸国的目光也同样会在中国身上多作停留，作为一个大国，与环境相关的决策除了影响十三亿人口，几乎也影响着全世界。2006年，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上痛心陈述严峻的环境状况，随后，“节能减排”的指标成为十一五计划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从决策层面上树立了从源头解决能源问题的原则——这和绿色和平一直倡导的 “在前端解决问题”的想法是一致的。

环境，成为中国政府、公众舆论与NGO的共同关注点，NGO与政府的互动也越来越紧密。2005年，政府起草《可再生能源法》，邀请了绿色和平给出专业性意见。翌年人大通过法例，部分意见得到采纳。施鹏翔回忆起这件事来，还是很激动，他说，我们很难想象这种事情可以在美国发生，就算是在欧洲，以绿色和平的影响力也需要下很大的功夫才可以做到，中国没有像美国或欧洲那种高度组织化的利益集团和代表他们的专业说客，某种程度上，NGO的意见可以更容易被传达和被采纳。

与此同时，政府信息的公开化不断的加强，企业对于自身社会责任感的重视，使得NGO在中国开展环保工作，较之以前空间更大，也更加融洽。

中国人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后，逐渐从最初疯狂逐利的状态慢慢回落，社会的价值评价体系也越来越丰富，不再单以金钱论成败。虽然物质仍然是被放在重要的位置，但是更多的人会对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开始反思，这种反思也渐渐的不局限于精英层面——厦门市民反对PX计划，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这种社会氛围下，谈论环保的议题，大概会越来越有潜力吧。这潜力是绿色和平的，是为环保劳心出力的所有NGO组织的，是所有民众的，也是整个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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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信冯娟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