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杨婷婷/文

当以DVD和免费下载方式赢得了知识分子阶层的青睐后，贾樟柯首次借助政府的强制力量让电影辐射在更多普通观众身上。

这是贾樟柯交给上海电影制片集团和世博协调局的命题作文答卷，但与贾樟柯聊天时会发现，这部电影远非被动接受一纸命题那样简单。他对于上海的历史、上海的知识分子、上海的工人阶级，甚至是这个城市的一街一巷几乎都了如指掌。

90年代以后几乎所有的影视作品都赋予了上海极其强烈的符号标志，但贾樟柯仍愿意拍出他眼里的上海。镜头下的上海与北京并没有太大差别，天空灰蒙蒙的、永远嘈杂的工地，贾樟柯认为这就是眼下中国结结实实存在的城市同质化现象，他更愿意展示除去繁华和霓虹充斥真正的上海，而不是在主观上为一个城市定义一个色彩。

电影采取纪录片最惯常采用的人物口述的方法，18个采访对象要么是当事人本身，要么拥有一个出名的父辈，比如杜月笙的女儿，上官云珠的儿子。对贾樟柯来说，这些人面对镜头讲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故事，还担负着无形的历史责任：他们在讲述的都是国家名义下鲜活的个体历史。

贾樟柯喜欢他们讲述时与自己记忆碰撞时产生的情感，这种多重的真实，无论是报纸还是杂志都远远没办法与之相比。“就像上官云珠的儿子，他很克制，但是他的克制显示了他内心更大的波澜。”（贾樟柯语）饱满的情感，有时甚至不显流畅的语言，都让在国家记录历史之外，个人叙史的作用更明显。这使得这部纪录片已经不仅仅是关于上海，更将中国的现代史浓缩进了不到两个小时的电影中。

最初的采访名单上有150个人，成功采访到的有80多个人。这也是整部电影在拍摄过程中最难的地方，寻找到这些在历史上有记录、有故事的人，要依靠大量的私人人脉关系，更难的是，要说服他们愿意接受采访。他原本构想的核心是四大家族，他和他的团队找到了四大家族的后人，但却无法说服他们站到镜头面前。没被采用的70多人的故事，要么因为与最后18人故事相似，要么则是故事太过精彩以至于可以单独剪辑成一个电影而被放弃，留下来的这18个人，都与整个社会的变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贾樟柯的御用女主角赵涛依然出现在这部影片中，此前赵涛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是唯一一部她拍完了不知道在拍什么的戏。贾樟柯说赵涛代表了那些游走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他们生活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但一直沉默着。事实上，这一虚构角色也延续了贾樟柯近几部作品以来形成的拍摄风格—-故事片与纪录片结合的形式。在上一部作品《24城记》中，他故意模糊了纪录片与故事片之间的界限，甚至邀请了专业演员陈冲、赵涛以纪录片的方式扮演工人，在稍早的作品《东》里，贾樟柯带着艺术家刘小东在三峡拍摄纪录片时，同样产生了一些故事化的想象，这些想象催生了他的另一部纪录片+故事片作品 《三峡好人》。

或许它的英文名更加直截了当一些， I wish I knew。这些故事，贾樟柯已经把它们集结成书准备出版，这他起了个像诗一样的名字，《这就是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