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驰/文 功夫片是香港电影最为成熟的类型电影之一，发展到今天，写一个扣人心弦的精彩故事很难，武打动作想推陈出新与众不同也很难，片子卖不卖座，关键就落到了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影片整体气氛的营造。从这个角度来讲，两部《叶问》都是成功的。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功夫片最讲究的也就是这样的形式感，无论是人物出场还是决战在即——造型一定要凹好。叶问身着黑色长衫，缓缓挽起衣袖，两腿内扣成“二字钳阳马”，双手错于胸前，娓娓道来，掷地有声——“咏春，叶问。”就好像功夫片最辉煌的年代里，黄飞鸿系列中黄飞鸿出场时候，衣襟一撩，手一背，一句“佛山，黄飞鸿”至今让人记忆犹新。或者是007系列被奉为经典的“My name is Bond，James Bond。”一部又一部电影的故事会很快湮灭在人们的记忆里，但这样的场景和台词却可以一直流传下去。

电影里对叶问一代宗师的形象塑造是很奥妙的，值得我们细细体会。叶问从一出场就站在了至高点上，几乎是一个完美的人物。他谦虚、善良、为人大方、讲义气、尊老爱幼，还曾经是个富二代，可以说，叶问的身上包含了所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他武艺超群，以一敌百，所有人都打不过他。家道中落也好，辗转异乡也罢，妻子不离不弃无怨无悔，全部朋友也是殚精竭虑全心全意地帮他。

问题就来了，这很不符合电影的规律，人物不存在内在的冲突，没有困惑迷茫，也没有挫折失败，更谈不上个人的进步与升华。按传统的电影叙事学来讲，小流氓身上的戏剧性肯定要远远强于翩翩君子，哪个英雄没点曲折的经历，什么浪子回头啊，挥剑斩情丝啊，百炼成钢啊，这些个才是观众爱看也愿意看的传统戏码。完美的形象似乎很容易流于平面化、脸谱化，也不容易得到观众的认同，《叶问》却很巧妙地做到了这一点。叶问的独特之处在于尽管他很能打，但他往往不愿意打，一是因为他骨子里就是个宅男，二是他惧内（虽然他管这叫尊重），老婆不喜欢他老打架。就是这些充满了生活气息的细节，比武的时候怕打坏家里的陈设啦，帮邻居大婶晾个被子啦，建立了叶问丰满而有趣的形象。

照例来说，身逢乱世，这些个以武犯禁的侠客们，应该是血气方刚，冲冠一怒为红颜可以，更多的是抛开一切，勇往直前，所谓“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而电影里的叶问，文静儒雅，连打架的时候还穿着整整齐齐的长衫，衣袖如雪，别人惹我，我可以忍，唯有国家民族蒙羞之时，方才出手。痛打完嚣张的洋人拳手，还要和人家讲道理，人无贵贱，众生平等，这才是中华武术的精神所在，强而不欺，威而不霸，这才是一个伟大民族的气度与底蕴。

这是个有趣的案例，不管是成龙为头的七小福，还是侠之大者李连杰，或者是之前的甄子丹，都曾有过形形色色内里饱满的角色，但都没有“叶问”。就连黄飞鸿，也是一早就正气凛然除暴安良的范儿。叶问的生活范，倒是颠覆了观众最初的猜测，所以第一部刚出来的时候，“富二代+宅男+妻管严”的形象，居然接受度很高，这实在让人有些费解。但细想之，也不失为一种新意。甄子丹的脸上再没有出现明显的杀气，这可能让更多的女性观众愿意进电影院看这部戏。

但是，也有问题。在《叶问1》里生活化的好点子几乎都用完了，例如儿子在叶问比武时骑着小车出来说“妈妈说不准在家里打架，把东西都打坏了”。但在第二部里，当这种小细节在出现时，你便不会再觉得有太多的新意——这大概就是这类角色的弊病所在，在人物性格不复杂，没有太多矛盾的时候，做戏的方式也少了很多。

既然在最初，就把大师平民化了，那么，估计叶伟信放出话来要接着拍的《叶问3》也会一直延续这种风格。我想，《叶问》系列最大的意义，可能就是给功夫片一个不太一样的主角——一个小男人，却也是大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