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绍祖：举国体制不会变
经济观察报 记者 朱冲 早在奥运会举办前，就有很多人在讨论北京奥运会取得巨大成功后，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是否会改变。外国媒体甚至预测中国政府将在北京奥运会后对体育体制实行市场化改革，逐步取消国家拨款，把更多的资金用于医疗、卫生、养老等方面以应对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现状。
北京奥运会后，这种猜测变成了需要实际讨论的问题。举国体制到底会不会改变？本报就此专访了在1988-1998年间执掌中国体育十一年之久的前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
经济观察报：北京奥运会获得了预料中的巨大成功，这一点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同。但也有一些批评，比如奥林匹克中心区在奥运期间就一直对外封闭，无票观众一律不得进入。这是否冲淡了奥运会原本重在参与的欢乐的气氛？
伍绍祖：这是为了安保。其实国外也是这样，甚至有些国家更严格。这种情况从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发生“黑九月”事件后就变得非常严格了。奥运村、比赛场馆等场所无相关证件一律进不去。我觉得这是技术问题，无非谁松点谁紧点的问题。我们也许紧一点儿，但效果是奥运会期间没有发生一起恐怖事件，做到了平安奥运。这在如今恐怖主义猖獗的国际形势下并不容易做到。从运动成绩来说，打破了40多项世界纪录、100多项奥运会纪录，是有史以来成绩最好的一届奥运会。
我们举办奥运会本身就是一种开放的表现，一开始外国反对中国举办奥运会，认为中国是集权国家，但那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实际的看一看，让世界更了解了中国，也让中国更了解世界，是进一步的对外开放。通过举办奥运会，我们加快了城市建设，兴建了一批世界级的场馆、街道、机场。巴塞罗那通过举办奥运会说把城市建设提前了30年至50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据说也加快了5至10年。组织如此庞大的赛事，我们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比如好几千名组委会的工作人员、数以百万计的奥运志愿者等等，还学习、推广了很多科学方法，制定完善规章制度，比如安保措施、交通管理、环境保护等。这些都和对外开放有关。
当然，也有一些东西值得我们反思和总结。比如当初火炬传递是否有必要搞那么长，还有现在正在讨论的车辆管理问题。是每周限行好，还是每月限行好，或是提高油价、提高停车费等方法好，都需要继续实践。
经济观察报：中国代表团获得了金牌榜第一，您如何看待这个成绩？
伍绍祖：成绩很令人鼓舞，但也要有清醒的头脑恰当分析自己的成绩。问题在于：一、人均金牌很少。51块到底多还是少？美国每亿人有12块金牌，中国每亿人只有4块。这就反映了中国体育的整体水平，要知道竞技体育的基础来源于群众体育；二、主力项目、基本项目获得的金牌更少。田径、游泳是运动之本，但我们一共只获得了一块金牌；三、大球项目一块金牌没有。我们获得的都是乒乓球、跳水、举重等“边缘”项目、小项目；四、群众体育还有待发展。我在位的时候有个统计，全国体育人口（每周锻炼三次，每次锻炼半小时）带着水分算为34%，据说现在是37%。可是欧美国家这个比例达到了80%左右。运动真正成为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五、体育设施少。大家老说中国足球不好，可是大家平常能到哪里踢球呢？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体育体制问题。从改革的角度说，我们要把建立在原来计划经济基础上的体育事业市场化。过去国家对体育事业包得过多，统得过死，但经费有限，只能为少数人服务。
经济观察报：您讲到体育体制问题。大家都在讨论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是否会改变。
伍绍祖：不会改变。但在不同的经济形态下，举国体制的实现形式会不同。计划经济时代是国家花钱办体育事业，但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体育体制也需要改革、改善。未来中国应通过实现体育产业化来发展体育事业。
足球虽然成绩不好，这有它的原因，比如中国人的体力问题，中国人吃了三百年的“草”，外国人吃了三百年的“肉”；也有行业内的不正之风问题。但足球是率先实行市场化改革的，而且到目前来看效果不错。以我在位时的数据为例，当时每年足球发展需要1亿元资金，但国家拨款只有190万。通过改革实行职业化，目前男足不仅自己养活了自己，还部分养活了女足。所以，德国“足球皇帝”贝肯鲍尔在访问中国后表示，中国足球的路是走对了，现在惟一需要的是耐心。
经济观察报：北京奥运会上出现了一些迹象，比如和其他运动员一直属于国家培养不同的是，游泳冠军刘子歌来自游泳俱乐部的培养，然后代表中国队参赛；网球选手也是一种个人模式和国家模式的结合。奥运会后是否会加强这种市场化改革？
伍绍祖：什么是举国体制？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他们这种形式也属于举国体制，只是稍有不同而已。我在位时体育事业的发展资金就基本上是一半靠国家拨款，一半靠体育产业赚钱自己养活自己了。当时国家每年给体委2亿元，后来涨到5亿元，但我们花的钱到90年代末平均每年有10亿元，其他的5亿元就是从体育产业中来的。比如在体育彩票的收益中，60%用于群众体育，40%用于竞技体育。
经济观察报：既然要实行体育产业化，那你如何看待类似射击、举重等毫无市场的运动项目？这些项目的发展前景如何？
伍绍祖：也不能说这些项目毫无市场。在他们拿了冠军之后，不是也有很多广告代言、企业赞助吗？
经济观察报：美国、俄罗斯等外国代表团认为和中国代表团竞争不公平，因为他们的队员是孤身作战，而中国运动员是由国家拨款培养、统一集训，他们相当于是以个人的力量对抗举国的力量。
伍绍祖：中国这种模式是从前苏联学习过来的。建国初期，中国的运动技术水平较低，国人又急需精神激励，体育成为了增强民族自豪感的一种选择，但参加国际比赛不能取得一定的成绩是不行的，所以就得采取一些特殊措施。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级的体育队伍都是由国家建立，运动队是政府办的，这在建国初期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用于体育的国家资金是有限的，只能为少数人服务，队员的积极性也调动不起来，无法挑选最好的队员，而且运动员比较封闭，与社会隔绝。如今我们需要实行改革，比如首先体校要上文化课，解决运动员退役后的生活能力问题。但其实，现在世界各国也都在学习中国的举国体制。比如美国篮球是世界上职业化程度最高、水平最高的吧，可在输掉几次世界大赛后，他们也在反思，也开始采取集训制。
经济观察报：中国体育这种自下而上的培养模式是否本身就和市场化相矛盾？比如姚明自小是上海徐家汇体校培养，然后进入上海市少体校、青年队。上海当然不会允许自己培养的队员为其他队伍效力。这不像美国等国家实行的私人俱乐部培养模式，队员可以自由流通。
伍绍祖：现在中国也有转会，足球、篮球等都有，只要你付钱就行。但为什么就一定要学习西方那种模式呢？刚说的兴奋剂问题就是学习西方得来的。另外，一切被资本控制，一切向“钱”看就一定是好的方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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