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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策划】批判者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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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9

2009-12-31

张卫华

经济观察报张卫华/文 梁文道很忙，因为要赶一篇专栏，他很客气地问可否将采访推迟一个小时。第二次打通他电话后，他几乎不用提问便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小时，如同他做电视节目时那样娓娓道来，思维缜密，条理清楚。甚至只需简单整理一下，就已是一篇见解深刻、思路清晰的好东西。

香港作家邓小桦在为梁文道《我执》一书作序时写道：“现在我们已经这样认为，将来的历史也必会如此记载：梁文道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

新一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们，经济上完全独立，因此思想和观点不受体制约束，跟体制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既避免了被体制驯化，又避免了被边缘化。与传统知识分子相比，他们把浓郁的“忧患感”转化为一种大众易于接受的批评文字。他们是犀利的批判者，同时又是理性的观察者。

不久前，梁文道首次获得由内地媒体评选的“2009年度知道分子奖”。经过数年的评选，这个当初经常被人讪笑的词语如今不仅赢得了认可，而且由于官方对公共知识分子态度的暧昧，它甚至成了后者的最佳替代词。

“一个知道分子也可以是一个知识分子。”梁文道说，历史上很多原本含贬义的词语，现代已经演变成了褒义，“比如艺术史上‘印象主义’本来是一个贬义词，但后来被那些 ‘印象主义’的画家很高兴地接受，逐渐成了一个正面的词汇。今天的中国，知道分子大概也经历了这个历程。”

当然，梁文道也为这两个词语的等号附加了条件和前提，那就是批判性和独立性，这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必备要素。

梁文道这样解释自己获奖的缘由：盛世需要危言。这是在重复他若干年前的观点，他说了，也坚持做下来了。

“我不是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我是‘非典’。”调侃的语气掩饰不住他内心对公共知识分子这一称号的坦然。

走过了近代百年屈辱历史，进入21世纪后中国迅速成长为政治和经济大国。三年前，央视重磅推出的纪录片《大国崛起》，与其说是在讲述“别人的历史”，不如说是在重燃大国梦。

包括梁文道在内的知识分子们承认中国正处于盛世。那么，他们的盛世危言到底有多少批判本身之外的价值？

“我一直觉得，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时事评论者，他们主要的功能就是对现实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从批判的角度提出一些警告或观察，这也是他们最主要的任务。”梁文道说。

今年初，梁文道将自己发表在报刊上的时评集合起来出了一本《常识》，364篇文章，篇篇都在批判，从文化到政治，从中国到世界，从历史到现实不一而足。

“批判”一词来源于德语词Kritik。梁文道说，其本意指断裂，断裂则指要保持一定距离从而便于观察，观察在第二个意义上是指批判。“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批判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指出当前社会所面对的基础条件是什么，以及局限我们的是什么。同时这些东西一方面促使我们有今天的这些成果，另一方面也约束了我们。”

梁文道被称为 “香港文化教父”。这个从17岁开始写评论，四处跟别人笔战的轻狂少年，似乎有着与生俱来的批判力。邓小桦曾写过一篇梁文道的专访文章，标题是《动物凶猛——梁文道令人发指的青春》。

“梁文道处在一个文化的制高地香港，所以他有这个优势。”深圳大学教授王晓华说，相对内地而言，香港融合了西方文化，而且已经走过了我们正在经历的阶段，“就像导师一样，读者乐于倾听香港文化代表人物的发言。”

相比于艾未未、韩寒等人，梁文道的批判要温和得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梁文道比他们更少引起关注，包括非议。2007年，他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焉能辨我是忠奸》一文，就曾引起轩然大波；再早几年，他跟另一位香港公共知识分子陶杰在电视节目中发表了对内地实施首次载人航天计划的观点，亦引起强烈反响。

现在，梁文道“纠正”说，他写时评不是为了说服任何人，只是想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供大家理性地讨论，让讨论更加立体化。就《焉能辨我是忠奸》一文，梁文道真正想告诉读者的是：“如果不了解当时的历史处境和他们的选择，而以后来人的身份去评价历史人物，假若有一天我们也处在同样的历史环境中，我们可能会犯同样的错误。”

网络的普及让当代公共知识分子们得以更为便捷和洒脱地表达意见，同时也为他们带来了更加广阔的交流平台和及时的反馈，韩寒的博客至少从点击量上恐怕没有任何传统媒体能与之相媲美。梁文道毫不吝啬地打了一个比方：韩寒在杂文方面有可能达到鲁迅的成就。

王晓华人为，韩寒是新一代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

“受益于市场经济，他们经济独立，因此思想更自由，加上不在体制内，受到的约束少。”王晓华说，他们跟自己这样的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有了明显的不同。

在一篇研究论文中，王晓华将近代以来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分为三代：晚清以严复、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第一代将西方民主理论引入中国，以进化论为理论根基促进国民的公民化。第二代为“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等。第三代就是上世纪80年代的精英们，那是被长期压抑后焕发勃勃生机的社会精英们。

王晓华说，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一个要命的通病是精英情结，他们看不起大众或者高高在上，甚至造成了与大众的紧张关系。

“韩寒们某种程度上摆脱了精英情结，但还不彻底。”不过，王晓华认为，他们这一代将来可能会突破传统知识分子的窠臼。

何止是中国？研究知识分子的人把最早的知识分子说成“先知”，尤其经过启蒙运动，知识分子更加自视甚高。

梁文道说：“矛盾的是知识分子对这种启蒙角色又有着原罪感。尤其是左倾知识分子，对自己精英身份的认可，一方面给他们带来优越感，另一方面又给他们带来负担，比如会觉得自己脱离大众，因此他们又最爱拿大众说事。”

梁文道并不回避自己的精英情结。“我当然承认自己是精英了，今天我在社会方面占据的位置，还有我得到的资源太多了，这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

“世界上最可悲的事情，就是连自己是精英都不敢承认。”梁文道认为，不真实的是会出问题的，他很可能会乔装自己是平民，假装自己能够代表大部分老百姓说话，如果他拥有权力那就更可怕了，历史上很多这样的精英领袖最终变成了独裁者。“一个精英意识到自己是精英不一定是坏事，因为相应地他要承担精英该有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说你要了解你真的跟别人不一样。”

王晓华认为，相比前两代，上世纪80年代的公共知识分子由于最终跟市场经济走到了一起，因此他们是最具实质性的公共知识分子。“第一代把自己推向了等级主义，第二代最终被红色意识取代，回到历史轮回中，第三代推动了市场启蒙并受益于市场经济。”

但梁文道认为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并没有脱离体制，“我们的出版传媒属性、我发表文章的报刊仍是体制内的，我只是内容的贩卖者。”不过，梁文道也承认，传媒机构至少在内容上越来越市场化了。

“新一代公共知识分子不会衰落。”两人异口同声地表示，他们还可能有所突破，甚至摆脱历史的轮回。

梁文道很忙，超过约定一倍的采访时间显然让他有些吃不消。“对不起，我要出去一下，你十分钟后打我手机。”于是最后的采访中，电话那头不时传来香港街头的嘈杂声。

梁文道1970年12月26日出生在香港，四个月时被送往台湾祖母家，中学时回到香港，有着作家、媒体人、NGO负责人、牛棚书院院长等多个身份，梁文道说，知识分子的身份最重要，这些职业都是工具和手段，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不过，从职业兴趣上，他更喜欢写作和教书。

两岸三地的经历让梁文道觉得自己很复杂，很“非典”。实际上，这种经历也让梁文道对两岸三地有更为理性的观察和思考。

“中国内地太大，台湾是一个小岛，但是台湾给我们一个希望，因为台湾是中国人的社会。其实台湾跟香港分别证明了两点，以前说中国不可能走法制，香港否定了这个假设，我们以前说搞民主是会大乱的，台湾也否定了这一点。”梁文道总结道。

在梁文道看来，台湾这个社会相当稳定，也相当和谐，所谓的乱是很表层的乱。“我们也要注意民主化过程才走了十多年，期间出现反复跌宕很正常，所以我不觉得台湾民主很糟糕。台湾跟香港恰恰说明中国人有能力建立起这样的制度。民主制度在不同地方有地方特色，但是跟西方的某些共性还是存在的。”

对于目前现状，梁文道打了一个比喻：西方国家好比是一条美食街，食客可以选择菜馆，我们就一家餐馆，可以选择菜单，无法选择菜馆。

梁文道常常形容自己是住在自己社会里的人类社会学家。“（在两岸三地往返）等于我就去了三个不同的社会，这三个社会同时也都是我的社会。我可以跳出跳入，这对我来说是相当有利的，因为一个知识分子他要批判，要划开距离。我对这个三个社会同时又有距离感。”

梁文道说，自己最大的理想是在中国慢慢酝酿一种理性平和的气氛，“我的理想是模糊的，不是具体的民主法治之类的，这是结果，都是后来的事情。因为有了这个前提，最后可能就是水到渠成了。”

梁文道声称自己写文章没有底线，但他非常清楚当涉及内地高度敏感话题时这个“底线”还是存在的，毕竟他的许多时评都发表在内地的传统媒体上。

“我知道什么可以写，什么不可以写，但我尽量做到理性客观，同时尽量真诚。”电话那头的梁文道语气淡定。

显然，在可以写和不可以写之间，“非典”公共知识分子梁文道在下笔前仍然需要权衡。

（本报实习记者宋飞、曾福斌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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