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8月13日，前东德（民主德国）建立了隔绝东西柏林的“反法西斯防卫墙”。从此勃兰登堡门内外的两个柏林成为两个世界。在墙的西边没有任何防御措施，老百姓可以一直走到墙根。而在东边，沿墙一线（包括途经原来柏林市中心的繁华地带和斯普雷河边的景观地带）宽一百多到数百米的建筑全部被推平铲光，形成一条严禁民众接近的无人区 （人称 “死亡区”），其间有铁丝网栅栏、军车巡逻道、望塔、钢筋水泥碉堡、自动信号报警和机枪自动射击装置、警犬巡逻线、探照灯和高杆式强光照明灯、车辆陷坑、松土地带、哨卡岗楼密布，完全是一个恐怖地带。面对西方的指责，东德政府最有力的辩护就是：这一切并不具有对西边的进攻性，它只是“防卫墙”，是防御性的。东德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拥有防卫的权利。
    没错，柏林墙的确是“防御性”的，从来没有人指责这道墙具有军事进攻的功能。问题是它要“防御”谁？柏林墙存在的28年记录铁证如山地表明，它从未对任何一个西边的人进行过火力拦截，因为根本没人试图闯入。但是，它却以火力射杀了有名有姓的201名东德公民，而除了想“出去”，他们并无任何过错，至于在火力拦截中被打残打伤、生擒活捉的东德人就不知多少了。显然，柏林墙并不是用来进攻西边的，但它也不是用来“防御”西边的。它就是一道拦截“自己人”外逃的天堑，一道为东德公民设下的天罗地网。 【查看全文】

经济观察报：请谈谈在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天，你得知消息后的反应与当时的感受。
  施明贤：准确地说，由于我当时正居住在新加坡，所以我是稍晚才得知柏林所发生的事情的。当柏林墙倒塌时，我们正在睡梦之中。我永远都忘不了第二天早上，我开着自己的车前往德国驻新加坡的使馆，在经过一个报亭时，我看到新加坡 《海峡时报》在头版上用大号字写着“BERLINWALLDOWN”（柏林墙倒了）。我当时的心情是你无法想象的。我赶快踩了刹车，奔向那个报亭，拿起报纸，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件事也说明，虽然当时东德已经连续几个月出现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但东德政府在一天之内突然决定放松对边界交通的限制，仍然是完全出人意料的。这件事就引起了一连串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不仅带来了不到一年之后德国的重新统一，而且使“冷战”终结，使欧洲联盟扩大到中东欧，欧洲重新实现统一，而且很明显对整个国际体系产生了无比巨大的影响。
    经济观察报：从那天到现在已有20年，德国实现了重新统一和国家重建，你如何评价这个过程？它是一个顺利、稳定和成功的过程吗？
    施明贤：首先，在1989年的11月9日，依然没有人敢想象德国能在一年之后就重新统一。从1989年的11月到1990年的10月，随着两方的政府决定相互接触，德国统一进程不断得到推进。但在1989年11月，还没有人能预见到德国的重新统一。这是第一点。 【查看全文】

  在人类历史上，从来充满了各类个人的、阶级的、民族的、国家和时代的象征。象征可以是一个符号、一支歌曲、一幅画、一个雕塑、一个手势，或者一座建筑物。象征能够表达某种观念，而且反映事物的实质。维纳斯象征着古希腊罗马的艺术，自由女神象征着美国的立国精神，万字号象征着希特勒的第三帝国，V手势代表着二战中盟国的信心，“红宝书”象征着中国的 “文化大革命”。在20世纪后半期，没有什么其他象征比柏林墙的象征更具深广意义。
    作为对柏林墙存在的最后几个月及其倒塌过程，以及对当时东欧各国冲击的历史目击者，我强烈感到了柏林墙的象征意义：一方面是它的建立和存在，另一方面是它的倒塌。两种象征意义叠加，对东德民众而言，见证和反映了一个跨越28年的完整历史过程：从剥夺自由到回归自由，从隔绝民主到重建民主，从民族分裂到民族统一；对世界而言，则见证了横跨欧洲和世界的“铁幕”从形成到崩溃。
    正因为如此，围绕着柏林墙，有那么多震撼人心的故事发生：爱情被截断，亲人无法团聚，约200条生命被射杀，前仆后继的逃亡，还有1979年从东德一个家庭后院升起的气球，载着两个家庭和四个孩子飞往西德。不论过了多久，人们还会感动于他们降落之后听到的第一句话：“你们自由了，这里是西德。” 【查看全文】

 1989年11月9日，刚刚上台几天的东德社会统一党主席克伦茨突然下令凿开柏林墙。下午6点57分，民主德国宣布即时开启边境。柏林墙很快被凿开一条缝，人们潮水般涌向西德。在这之前，匈牙利已经拆除了通往奥地利的铁丝网，使得东德人可以绕道去西德。
   但是，柏林墙的拆除，并不直接意味着两德统一。至少40年，两边的德国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加入不同的国际组织，不仅互不照面，而且处于敌对状态。重提统一，谈何容易。
    旋即，在知识分子之间，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引发了从未有过的热烈讨论和争论，各路人马显示了不同的身手。但实际情形容不得知识分子有更加充裕的时间。1990年10月3日，根据当时西德的《基本法》，以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的方式，完成了统一进程。此时离柏林墙的拆除，不到一年时间。
    它实际上并非令每一个人欢欣鼓舞。格拉斯在最近接受《南方周末》的访谈中，仍然耿耿于怀地说，“要庆祝？二十年之后吧”。文学成就卓著的小说家格拉斯大体属于左派阵营（又称“人文自由主义”阵营），这个阵营在对待统一的问题上，或者反对，或者存有很大的保留，基本上持一种怀疑的态度。这种立场与他们更早一些的看法相反。1960年代，当阿登纳政府决定拥抱西方，让西德加入西方阵营，左派知识分子则在“再统一”的名义下表达了抗议。而到了1990年，当统一就在眼前，同样的人们却采取了相反的态度，这是为什么？ 【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