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欧阳小红

一切并非突如其来。

过去数年积聚的地缘紧张、贸易政策反复、财政可持续性质疑，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交织影响着全球经济秩序。如今，当“再平衡”取代“增长优先”，当“锚资产”频频动摇，世界面临的不只是一次宏观政策的再定位，更是一场制度层面的重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在2025年春季年会上的演讲，将这场信任危机推向了全球视野的中心。

4月17日，在2025年春季IMF华盛顿年会上，格奥尔基耶娃提出了一个极具画面感的隐喻——“一个正在沸腾的锅”，用以形象地描绘当前全球贸易体系所面临的深层困局。

她说：“我们看到的，是信任的流失——对多边体系的信任，对国家之间协作能力的信任。”

她指出，全球经济所遭遇的不仅是贸易摩擦本身，而是制度层面的“信任断裂”正迅速升温，逼近临界点。这口“锅”所承载的，是多边贸易体系多年积累的结构性张力，也是国际合作机制正在面临的系统性考验。

信任瓦解  叙事逆转

正如格奥尔基耶娃在春季年会讲话中所表达的观点，当前信任危机成因可概括为三重维度：

其一，制度信任的瓦解。多边贸易体系未能为各国提供公平、对等的发展“赛道”，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中低收入群体中，失业、低薪、通胀等压力日益被归因于“全球化失灵”。由此导致的，是对国际规则公正性与合作可持续性的广泛质疑，破坏了全球制度运行的信心基础。

其二，规则变异与叙事逆转。原本承载着激励与秩序的贸易规则，正遭遇信任滑坡。“谁遵守规则谁吃亏”的叙事在多个国家内部迅速蔓延，加之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接连升级，正持续侵蚀国家间基于信任的合作意愿。信任机制正在从全球经济秩序的内核，被推向边缘。

其三，战略逻辑的重构。供应链与产业布局的全球化路径正在被“国家安全优先”的逻辑改写。在这一逻辑下，“价格”不再是生产布局的决定性因素，“产地”与“可控性”成为主导标准。制造业再次被推向政策主导位置，而服务业、数字经济等原本处于上升通道的领域则逐步被边缘化。全球经济从“效率优先”模式，悄然转入“安全优先”的新时代。

格奥尔基耶娃反复强调，这场信任危机不仅是表层的经济对抗，而是制度深处的断裂正在显影。它既解释了为何全球政策出现“失速”，也揭示了市场为何“失锚”于传统稳定器之外。

她呼吁各国政策制定者必须意识到：当前的全球经济焦灼感，已非短期流动性紧缩所能缓解，而是制度失衡所导致的长期不确定性。重建信任，不应止步于短期规则修补，更应回到制度协作的根基之上，重启面向未来的信任架构。

全球经济正在从“效率优先”走向“安全优先”，制度协调力成为全球治理中最稀缺的资源之一。

现实代价浮现：不确定性本身即是成本

在“制度失衡”与“信任危机”的背景下，格奥尔基耶娃将目光投向更为具体的后果：那些看似抽象的制度问题，正在转化为全球经济的真实代价。

她指出，如今的不确定性，已经从风险预期演化为经济运行的实际成本。“这些成本并非虚构的心理账本，而是正以投资中断、效率流失、市场动荡等形式具体呈现。”

格奥尔基耶娃从三个关键维度系统解析了“信任成本”如何在全球经济体内发酵与扩散。

首先，不确定性本身就是成本。她强调，当企业不再相信未来确定性时，就不会启动扩张、创新或配置资源。全球范围内，投资被推迟、供应链被扰乱、运输港口排队而非流畅周转，资金被迫“留在账上”而非进入生产前线。企业集体进入“防御姿态”——储蓄代替支出、收缩代替增长，这一切正让全球资源配置效率系统性下降。

在她看来，“等一等”已成为企业决策的主流逻辑，而这种观望成本，最终由全球消费者、工人与投资者共同承担。

其次，关税是“先打自己”的税。格奥尔基耶娃将关税定义为“自损型税负”：虽然政策初衷是保护本国产业，但在高度全球化的价值链中，进口成本上升会立即传导至国内企业利润、投资与消费者负担上。特别是对于依赖外部零部件与中间品的制造体系而言，高关税反而压缩了国内产能的盈利空间，损害了产业链完整性。

她警告，当前关税的溢出效应正在显著增强，不仅削弱出口国，也冲击本土供应端，是一种“以保护之名，对效率开刀”的非理性政策选择。

最后是保护主义压制生产率增长。尤其对于小型开放型经济体而言，保护主义正在改变它们原本依赖开放竞争实现“效率跃升”的路径。面对政策不确定性与竞争规则退化，许多经济体正在从“创新驱动”转向“寻租内卷”。企业更倾向于获取准入与补贴资源，而非提升自身能力，长期则造成竞争力流失与结构性困境。

格奥尔基耶娃特别指出，这一趋势对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尤为危险：他们既依赖全球市场扩大规模，又更易成为贸易政策摩擦中的“系统性受害者”。

“贸易如水，设限即改道。表面看似自保，实则让全球付出代价。”她说。

格奥尔基耶娃表示，这种制度信任的萎缩，已经开始表现为全球宏观指标的变化。据IMF最新评估报告，在未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全球增长预期将被下调，而部分地区通胀预测将被上调——这不是传统供需错配所致，而是“不确定性”本身正在对金融市场、企业行为与家庭支出构成实质性系统压力。

IMF已首次明确预警：若全球制度不确定性继续高位运行，全球金融系统将面临结构性震荡的“新常态”风险。

中美欧：财政与结构转型成关键变量

“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出现了‘微笑’，但这并不是人们希望看到的那种微笑。”格奥尔基耶娃笑言。

这一讽刺意味十足的比喻，精准刻画了当前金融市场对中长期不确定性的扭曲预期——当短期政策工具钝化、长期财政路径悬而未决，市场释放出的“微笑曲线”不再是增长的象征，而是一种制度信任裂解的象征性图像。

在这场制度信任的全球重构中，格奥尔基耶娃将目光聚焦于三大关键经济体：中国、美国与欧盟。她指出，这三者既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也是当前信任危机中影响最大的制度样本。

她强调，全球信任的重建，不可能脱离这三大经济体的主动修复，而它们各自的财政态度与结构转型意愿，将直接决定全球制度重启的速度与方向。

对于中国而言，格奥尔基耶娃建议应在三方面着力构建新型增长信任基础。

首先是强化社会保障体系。格奥尔基耶娃指出，过高的预防性储蓄率正在抑制中国居民消费。通过扩大社保覆盖与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支出，可以释放中长期消费潜力，为经济内循环夯实基础。

其次是减少行政干预，释放民间投资活力。她呼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降低产业政策对资源配置的主导性，让民营部门恢复预期、增强信心。

最后是财政支持稳地产、稳就业，并提升服务业比重。通过财政手段对房地产链条提供托底支持，并逐步推动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就业结构中的占比上升，构建更加均衡的增长模式。

格奥尔基耶娃强调：“中国正在从‘投资—制造’转向‘消费—服务’增长模型的关键窗口，改革节奏将决定信任的上限。”

对于欧洲，格奥尔基耶娃坦言，欧元区当前的制度瓶颈已难以靠利率工具独自解决。她呼吁欧洲需要“双轮驱动”：一方面强化制度整合，另一方面推动公共投资与需求侧修复。

同时，推动银行联盟与资本市场联盟建设，增强欧盟内部跨境金融协作与风险共担机制，避免市场碎片化。此外，应放宽服务业内部市场壁垒，以统一制度框架提升整体资源配置效率。

格奥尔基耶娃指出：“如果欧洲想要成为制度可信的全球力量，其一体化进程不能止于规则‘协调’，而应进入制度‘重构’。”

对于美国，格奥尔基耶娃在讲话中罕见地将“美国财政路径”明确列为全球系统性风险源之一。她指出，美国当前的债务结构正在侵蚀全球金融系统的安全锚。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突破GDP的140%，美国国会长期缺乏可持续的财政纪律机制，减税与扩张性开支并行，会加剧赤字结构性失控。

她认为，美元信用锚定的不仅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更是美国财政的偿付能力。如果缺乏结构性调整，未来十年美国债务可能进一步失控，引发美元贬值、债券收益率暴涨，从而激发全球资本重定价。

对新兴市场而言，美国赤字融资会形成“流动性虹吸效应”，推高融资成本，压缩本国发展空间。

她警告说：“全球已经不再将美国财政视为其‘内部问题’，而是一个与全球资本稳定强相关的结构性风险。”

IMF此次罕见地将“美国财政问题”列入全球系统性风险核心清单，标志着国际货币体系对美债可持续性的信任，正在经历根本性重估。

“再平衡”是格奥尔基耶娃此番讲话中的另一关键词。她多次强调，全球经济不仅需要在增长动力上进行重塑，更重要的是在政策工具、财政路径与治理结构上，实现跨国之间、体制之间的结构性再锚定。这不仅是经济策略，更是制度更新的召唤。

在政策建议中，她提出的所有改革逻辑，最终都指向一个目标：建立一个更均衡、更韧性的全球经济秩序。

重估信任

“真正的机会，不在保住旧秩序，而在创造新秩序。”这是格奥尔基耶娃发言中的一句话，也是整场发言的思想落点。

她没有给出简单的答案，而是以“秩序与信任”为坐标，提出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当旧有规则不再稳固，全球应如何共同确立新的制度锚？

在格奥尔基耶娃看来，当前的全球经济，不再是利率调节与短期刺激可以解决的问题。各国央行面对的不仅是通胀或就业的目标权衡，更是信用结构、财政弹性与制度韧性的多重博弈。在传统工具箱逐步耗尽的背景下，“央行的试炼”实则是一场全系统的“治理能力考试”。

她反复强调，当前的避风港不再是某类资产，而是制度本身的可信度。过去，黄金、美元、美债曾被视作终极安全锚，但今天，当这些资产背后的制度开始动摇，真正的安全将来自哪国的政策更具一致性、市场更具预期稳定性、治理更具协调逻辑。

不仅如此，格奥尔基耶娃还提醒全球政策制定者警惕“制度错配”的外溢效应：一国的财政失衡、政策摇摆，不再只是本国经济波动的源头，而可能成为跨境资本避险浪潮的触发器。制度信任的碎片化，正在加速金融全球化向制度分裂化演变。

她指出，在过去的十年中，全球经济高度依赖中央银行协调应对危机，但未来的稳定将取决于各国财政系统的可持续性与结构改革的决心。这是一场无法靠印钞或加息来解决的挑战。

最终，她将话题落回“制度锚定”这个宏观命题之上：“当规则失灵、市场失锚、货币受压，我们必须承认：真正的支点，不是资产，而是制度的可信度。”

她呼吁，各国必须携手超越短周期博弈，着眼于制度框架的深层次更新。真正值得争取的，不是表面稳定的旧秩序，而是有共识、有弹性、有约束力的新规则、新信任与新平衡。

格奥尔基耶娃讲的是全球系统重启，我们必须问的是：下一轮资本锚重构，谁值得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