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英

居住在北京城上风口的何卫，今年58岁，他可能是北京城第一批对花粉严重过敏的人，眼结膜脱落过四五次，眼角、鼻侧、嘴角曾开裂，夜晚只能坐着睡觉，早晨醒来时脸肿得像被暴揍过。过去十年，他曾尝试通过多种方式改变环境，收效甚微。

何卫居住的社区常住人口近万人，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大院，今年3月至4月中旬有近2000人因过敏性结膜炎、鼻炎到社区医院就诊，十年前这一数据是约900人。走在大院里，除了坐在树荫下休憩的老人，最常遇见的就是戴着口罩躲避花粉的青壮年。

自3月17日大风在北京刮出巨量花粉以来，2025年春季过敏季在这里已持续了一个月，主要的过敏原圆柏花粉即将退场，接下来轮到桦树花粉、杨絮柳絮、梧桐花粉登场了，它们都是过敏原。而一定程度上，这座大院的过敏史可被视作北京城的缩影。

这座大院的历史与北京城近几十年的绿化进程几乎同步，它背靠的西山是其中的标志性成果。很长一段时间里，居民们，为大院里花园式的优美环境感到愉悦、自豪，直至过敏潮袭来，人们开始思考，是否有更好的与自然共处的方案。

花园大院

何卫生于斯长于斯。1950年代前，此处是荒坡，1950年代后，人们从天南海北来这里启动工业化建设，荒坡变成了实验室、住宅、学校、医院……在这些楼房周边，大院职工们种上了一棵棵槐树、杨树、柏树……其中，四季常青、耐寒耐旱、身形似塔的圆柏被革命者们视为坚毅、长寿的象征，它们像一排排哨兵站在大院房前屋后。

不仅是大院内，在大院背后的西山上，有关部门调了不少人力到此安营扎寨，投身造林活动，以防御频发的沙尘暴，让这座山的绿化率从4.7%提升到93%。如今从大院望去，一排排整齐又苍翠的柏树、松树在春风下形成一波又一波浪涛。

大院曾有专门的绿化科，他们的工作得到很多人的认可。现在走在大院里，还能听到树荫下的老人们夸赞花草树木的布局打理。何卫记得，小时候的大院，很多树木还未长大，到了冬天，四处是稀稀拉拉的野杏树、黄栌、榆树等原生树种，少有绿色。而如今，这里被人称为花园里的小区。

西山林场种下的小树苗伴随着何卫这一批大院子弟长大，他经常在林木下玩耍、学习，从没留意过这些树木有什么特别之处，直至30岁时出现严重过敏症状。这时，正是大院内外第一批圆柏花粉最旺盛的时段。

在被过敏折磨多年后，何卫学会了分辨大院内各类树木的特性。他说，柏树分为侧柏和圆柏，两者远看相似，近看会发现侧柏的树叶是扁平的，而圆柏树叶如刺般锐利，圆柏的花粉量比侧柏多得多。他还在附近的清朝王爷墓园发现，清朝人种侧柏更多，很少种圆柏。

过敏人数翻倍增长

何卫是大院内最早出现严重过敏症状的几人之一，起初全脸红肿着上班时，同事们觉得不解，上世纪九十年代时很少有人了解花粉过敏症。慢慢地，越来越多人出现过敏症状，何卫变成了“咨询站”。

十年前，何卫曾统计，大院内达到成熟期的圆柏雄株有700多棵，同期大院内需要吃药治疗的花粉过敏患者近900人。

近十年，这里的花粉数量和过敏患者都在持续增长。那些新建于1990年代的职工住房，房前屋后种着的一排排柏树正逐步迈入花粉峰值期。近三年的3月初至4月中旬，在社区医院就诊的过敏患者分别有959人、1180人、1908人。2025年患者人数仅次于高血压、高血脂两大常见病。而这一患者人数还是保守的，因为部分居民认为患的是感冒，不会就诊，还有一些患者去了上级医院。

在社区医院预防保健科主任韩艳华的记忆里，大院内过敏患者规模明显增长是从2013年开始的。当时职工医院也有不少医务人员出现花粉过敏，她还记得，那时同事们会在脖子上挂一个想吹走花粉的小风扇。而在职工医院的门口和院内，屹立着多棵高耸着的圆柏，象征着长寿。

也是在2013年左右，韩艳华一家三口都患上了花粉过敏症。现在，据韩艳华观察，大院内几乎每家每户都有过敏的人，过敏人群的年龄最小只有三四岁。

眼球冒出来了

何卫在青少年时就出现过春天总是打喷嚏、流鼻涕的症状，一直以为是感冒。后来症状越来越严重，整张脸都红肿了。

眼睛像进了蚂蚁，又疼又痒，眼结膜会像蝉翼似的坏死、脱落，有时他会用棉签一片片撕下来。最严重时，眼球水肿后冒出来了，视线已经模糊，他睁眼看着医生用一根针扎向眼球，才把水放了出来。

他的眼泪和鼻涕也不听指挥，像自来水一样往下流。每晚睡觉前，他会用卫生纸在鼻下围上厚厚一圈，早晨起来，处理掉这些鼻涕后，需要把裹住眼皮的分泌物洗掉。

鼻子的内腔会水肿，无法通气。一旦躺倒，心脏就会咚咚乱跳，他只能坐着睡觉，张嘴呼吸。“第二天早上起来，舌头一舔口腔，就跟喝了烫水一样，口腔黏膜一舔就掉了”。

他尝试过多种药物，包括常见的鼻喷的激素类药物和口服的抗组胺药，但效果有限，吃到最后，他的嘴角、眼角和鼻侧出现了开裂。“我30岁到40多岁是（症状）最凶狠的。”何卫最终不得不选择到北京协和医院进行脱敏治疗。刚到协和医院做过敏感测试时，圆柏花粉刚点刺到他的手臂，手臂上就出现了鸡蛋大的肿包，这意味着他对圆柏花粉严重过敏。

韩艳华说，过敏给患者带来的痛苦不仅仅是鼻塞流涕、眼痒结膜红肿这些表面症状，还会导致失眠、精神疲惫、心理烦躁等其他症状，很多患者在过敏季很难正常工作，也会影响社会生产力。

从2013年开始，何卫在协和医院连续打了5年的脱敏制剂。5年之后的春天，他终于可以像平常人一样自由地行走在柏树之下。不过到了今年，他又开始出现流鼻涕、眼睛痒，只是没有以往严重，可以躺倒睡觉，不影响上班。

作为资深的过敏患者，何卫常常向新过敏的同事们传授解决办法：一方面是物理隔离，通过戴防风镜、口罩等方式避免接触过敏原，在家里也可以安装新风系统，回家脱掉外衣、洗头洗脸等；另一方面是药物治疗，包括常见的鼻喷激素药物和抗组胺药物，部分严重患者可尝试进行脱敏治疗，不过这个方法需要很高的依从度，配合医生治疗。

种树易换树难

何卫认为今年又再次出现过敏症状，可能与今年花粉量变大有关。今年北京的花粉浓度在数值上是否与往年不同，没有官方数据，不过“花粉雨”、天坛“花粉结界”等确实成为了网络热词，过敏带来的眼睛巨痒难耐、鼻涕如水泻等症状受到公众前所未有的关注。

大院聘请的物业公司今年接到了好几通居民投诉电话，投诉的对象是柏树，希望物业公司想办法降低花粉浓度。而更多的居民直接向市长热线打电话，不过最终问题解决方还是物业公司。“咱们改变不了环境，也不敢伐树，只能用水冲一冲，缓解一下。”物业公司一位员工带着明显的鼻音告诉经济观察报，她也是过敏患者，2018年到此工作前一切正常，2022年开始出现鼻炎、眼痒症状，今年更严重了。

对于改变环境之难，何卫深有体会。他走在一排排柏树下，指着高耸的圆柏雄株说，圆柏与其他树的不同之处在于——中空外茂，剪去散发花粉的树枝后，整棵树也就没有了树叶，变得光秃秃的。曾经有一年，他组织人手将一些柏树的下端树枝进行了修剪，很快就遭到部分老干部的反对，被指责是破坏绿化。

剪枝难，换树更难。砍掉现有树木，至少需要区县园林绿化局审批，如果砍伐50株以上的树木需要市园林绿化局上报市政府审批。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砍伐树木，会面临罚款、补种树木。

大院就曾遭遇过一次相关处罚。此前，小区部分居民希望物业公司将遮挡小区阳光的野构树砍掉，物业公司将这些野构树当作无主的野生草木处理后，却被其他居民以破坏环境为由举报至园林绿化局，最终砍一罚十，补种了两三万棵小树。

何卫感慨，年轻时常常应召参加植树造林活动，也曾在小区内种树，但种树容易换树难，“这棵树只要种到了地上，就是国家的了”。

今年3月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在官网转载文章回应：砍掉柏树不可行。原因是，圆柏的绿期长，对丰富北京冬季景观非常重要，如果常绿树比例太低，冬天就会缺少绿色，对市民心理的负面影响很大。

该文也同时表示，北京已在2021年修订了《北京市主要林木目录》，删除了刺柏属（含圆柏属）植物，今后的园林绿化工程将严格控制相关树种的栽植量。

今年花粉过敏高峰期，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向各区及养护单位发布通知，城区公园及主要林区绿地采用修剪花枝、洒水喷淋、地面湿化等措施降低花粉浓度。

难算的公卫账

何卫已经很难算清自己为过敏付出了多少代价，药费、误工费，还有在人生壮年期,因过敏带来的精神压力。仅在脱敏治疗期间，他就花费了五六万元医疗费，由于脱敏制剂是院内制剂，药费需要自付。治疗期间，他每周两次从西山乘车进城就诊。

北京城内像何卫这样花粉过敏的患者很多。张珅住在北京东北边的亚运村，已严重过敏多年。他是2009年到的北京，2017年开始出现花粉过敏症状，一棵圆柏雄株正对着他家窗外。张珅在过去几年让人从海外代购过口罩、鼻喷药物，还连续打了四年的奥马珠单抗，每年2-3针，一针价格在1200元左右。“过敏会严重影响生产力，整个春天我都非常烦躁，注意力难集中。戴口罩、戴泳镜，上班路线会刻意躲过花粉区域，还是不行。”张珅期盼能出现解决柏树不开花的新技术，他甚至愿意为此交税。

北京城南边的天坛公园附近也居住着许多花粉过敏患者。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医师尹佳在今年圆柏过敏季刚开始的3月19日，就在国际部接诊了3个住在天坛公园附近的过敏患者。国际部的挂号费相比普通门诊高不少，可见患者当时对求医的急迫程度。

敏舒科技发布的城市过敏预报显示，4月19日，北京城花粉过敏风险等级最高的是海淀、西城、东城、石景山和门头沟，这些地方的花粉浓度（粒/千平方毫米）超过800。

从城市的角度，过敏到底给北京带来了多大的公共卫生负担？这是一个目前为止很难回答的问题。原因在于，北京没有进行过全市范围的流行病学调查，不清楚过敏人群的规模、疾病严重程度、各种过敏原比例等，也就难以预估公众和医保为此支付了多少钱。

其实，在整个中国，与过敏有关的流行病学调查都是极罕见的。目前唯一一次覆盖全国主要地区的过敏流调是尹佳团队在十多年前进行的，当时覆盖了12万人，但受经费所限，当时没有做过敏原监测，也就不清楚每种过敏原的比例是怎样的。尹佳告诉经济观察报，十多年过去，经济发展了，病人增多了，应该再做一次侧重过敏原的全国普通人群流调。她预计，北方城市春季花粉症发病率已经很高，至少百分之十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