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晶莹

在邹波离开中国、居住加拿大的十余年间，“文化精英”从一个褒义词沦为一个贬义词。如今有点名气的文化人在网络上都不敢自诩为文化精英，唯恐拉开了自己与大众的距离，毕竟那等同于和流量的距离。不过刚回到故乡的邹波还没有习得这种虚矫，他新近发表在媒体上的，甚至直陈自己为“文化资本家”，乍看比“文化精英”还大胆，有一种天外来客的天真。

这里要澄清的是，邹波并非用这些清高的身份标签“自绝于故土”，从其过往的作品和经历来看，他反倒是一个真正在乎吾国与吾民的记者、作家。

作为“70后”媒体人，邹波曾在《经济观察报》任创刊设计总监，之后决定转型从事非虚构写作，开始在中国大地上从南走到北的田野调查，写下一个个如今看来正是历史切片的非虚构报道，这些文章部分被辑录在了他已出版的《现实即弯路》和未出版的《外省精神》之中。

一半在路上，一半在书斋，或许是很多媒体人的生活方式，邹波也不例外，如果非虚构集是他对于现实的关照，那么新出版的随笔集《在陈词滥调背后》就是他思想历险的印证。为什么这称得上是一场历险？或许在于邹波不停地修正着自己的思想，在这本书的些许篇章里，你可以看见标题下有好几个年份，意味着他在这几个时间里对同一个概念产生了新的想法。通常人年纪越大越容易固化自己的思维，但邹波没有这样的包袱，他从未停止对各种思潮的审思。在远渡重洋后的生活里，他甚至从一个自由主义者开始质疑“白左”，认为他们陷入了代言者偏差之中。

这种演变同时发生在他写作的文体之中。在写了很多年非虚构调查、文化评论以后，邹波开始在异国的破晓天光里写诗，还发展出了一种漫游式的智性随笔写法，游荡在历史、政治、文化之间，思维在庞杂的知识体系中从这个点跳到那个点。去年英国专栏作家马丁·艾米斯的经典集《与陈词滥调一战》中译本出版，巧合的是他们的书名——对于陈词滥调的誓不妥协，连内容上也都是个人阅读史的呈现。但不同的是，艾米斯沿袭了典型的英式散文传统——慧黠、毒舌，在这本文集里刻录了西方纸媒黄金时代里一个文化斗士的锐利偏见。

邹波在《在陈词滥调背后》里的写作，我却很难说是什么文体，自然他传承了西方智性随笔的思考、引据传统，但又不是艾米斯那样的专栏文字。他的写法更自由也更散漫，有启蒙的语言也有抒情的语言，有时那些文字犹如梦呓，适合在午后翻几篇，会是一场小小的智力游戏，但看多了容易头晕目眩。我读这些作品时，免不了把某些句子读上几遍，试图确认我没有理解错它的意思。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毫不迁就读者的写作。

那么它带来的结果就是，作者的自由意志得以发挥，但也许就会遭到市场的冷遇。这让我想起唐诺几十年如一日的阅读和写作，他出版的集是火候到了的产物，却也是不和读者妥协的思辨，他直言要做他的读者是有门槛的。相对照的就是梁文道，他在和唐诺的对谈里表示了对后者的羡慕，而他用电视、播客做了大半辈子的文化科普，习惯用公众能理解的语言去解读文化现象，但如今面对这个众人的价值判断退化到有如童蒙的时代，他做节目已经需要跟听众解释，我们看电影时不能只评价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梁文道觉得自己被消耗掉了，他未来的人生仿佛不会再有进步了，很怕自己失去那种精确的文化鉴赏力。

我从这里看到的就是，两种文化人的得失对照。也许最终还是忠于自己更划算，毕竟它最大的代价也只是冷遇而已了。

现在的邹波似乎更接近唐诺的状态，我甚至怀疑他并没有想过取悦大众的可能性。他说：“我就是要在公众号上写万字。”这是他去年开始在单向街书店的平台上撰写的世界专栏，将海外的好书结合当下的现实谈他的洞察。今天文化类的新媒体平台多半都充斥着青年焦虑、两性对立，而邹波的却在谈古典学、现代性。用邹波的话来说，他这是以诗人的语言从伦理学角度谈生活里的一切，不是全然学术化的，而是用高密度的语言保持了情感与智性的鲜活状态。这也是他最新定型的一种写法。

年近五十，是天使望故乡的年纪，有些人会开始回忆式的溯源，以一种柔情的目光回顾自己的黄金时代。却也有一些人祈求于不断的自我进化，在回到故乡的第一个春天，邹波仿佛带着异乡人的眼光重新在观察这个高速发展的中国。在最近的一次聊天中，他告诉我在高铁上听一个工程师大声地在电话里解决公司的紧急技术问题，旁若无人也不怕别人听到，也许根本想让人听到以彰显自己的技术精英身份。邹波认为这就是现在社交媒体的一种隐喻，高铁代表着一个技术世界，而一个人在众声喧哗的背景音中大声地说着自己的悄悄话，这就像我们在充斥着各种声音的社交平台上也在说着独白和悄悄话，既隐秘，又想炫耀自己。

我惊讶于他的细腻，出走半生，归来还带着一双记者的眼睛、作家的眼睛。显然，在俯拾皆是的生活素材里，他已经谋划着新的写作。

尽管我们生活在侈谈也是耻谈“文化精英”的氛围里，很多人不再愿意顶着这个头衔，但是那些追求永远完善自己、超越自己的文化人，确实谈得上是文化精英。在文化越来越被看轻的时刻，我们或许该重新正名化这个身份标签，毕竟无论是“文化资本家”还是“文化精英”，这种永远追求自我进化的态度，正是浮士德精神在现代人身上的附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