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君

读城记：开封型与苏杭型

傅衣凌在《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一书中，将中国古代城市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开封型”，一类是“苏杭型”。

下面，我们通过两幅图——《清明上河图》与《姑苏繁华图》，来看与之对应的文化景观及其资本主义萌芽的表现。

这两幅图，一幅是开封图即《清明上河图》，一幅是苏州图即《姑苏繁华图》，从地理位置上看，他们分别位于中原与江南，本来应该成为人文地理特征鲜明而迥异的文化景观，但它们又都处于纵贯南北的大运河带上，开显了运河文化样式的统一性。

此二图，分属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一为北宋徽宗时期，一为清朝乾隆时期。在这两个时期内，中国都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上，承受着不同的历史周期来自不同方向的历史的运势，宋为南北运势，面对北方冲击的马力，清为东西运势，面对西方的船坚炮利。

真的不容易，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不但遭受了草原风暴的一次又一次的席卷，还经受了一轮又一轮西洋潮的拍打，这个大的历史周期，经历了好几个朝代，好几百年的时间，可结果呢？朝代一个个倒了，而萌芽还在发展，发展出自己的道路。

作为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城市画卷，两图分别描绘了宋代汴京（开封）与清代苏州的商业盛景，展现了商品经济从坊市制向街市制的转型，以及不同阶段的市场形态与文化特征。

以下，从城市商业结构、行业多样性、交通与市场网络、广告与品牌意识、政策与社会影响五个维度对比分析。

我们先来对比一下两座城市商业结构的演变。

从《清明上河图》中，我们看到了北宋时期坊市制的突破与街市繁荣，宋代汴京沿运河分布，打破了唐代“坊市分离”的格局，允许沿街开设商铺，形成“街市合一”的开放市场。

图中，汴河两岸，商铺鳞次栉比，酒楼、茶肆、药铺、布店等临街而立，甚至出现“香丰正店”等豪华酒楼，其彩楼欢门设计，极具视觉冲击力，夜市与早市兴起，灯箱广告——如“正店”“脚店”的使用，显示对商业活动的时间限制有所松弛。

从《姑苏繁华图》中，我们看到了专业化市镇与行业集聚，清代苏州的商业布局更趋专业化。画中，详细描绘了丝绸、棉布、染料、钱庄等行业的分布，有丝绸店铺14家、钱庄典当14家、洋货业2家，显示了行业分工细化与国际化贸易的萌芽，木渎镇、山塘街等市镇沿运河分布，形成“前店后坊”的产销一体化。

再来看看两座城市的行业多样性与商品流通。

从《清明上河图》看汴京民生，可见其日用品与奢侈品并重，既有满足日需的肉铺、粮店、茶摊，也有专营弓箭、书画、珠宝的店铺，其于餐饮尤盛，既有门面大店，如“孙羊店”等，也有沿街叫卖的小吃摊，遍布于街市各角落。汴河行船，南来北往，川流不息，其货运之物，不但有粮食，还有丝绸和瓷器。

而从《姑苏繁华图》中，则可见清代苏州手工业与金融业联动，丝绸、棉纺业同钱庄、典当行携手，金融资本刺激商品经济，图中，还出现了洋货店铺，如皮货行、洋货业，苏州已然介入全球贸易网络，通过大运河下南洋、下西洋，对接国际市场。

所以，还要有交通与市场网络确保商品流通。

在《清明上河图》中，汴河是北宋商品流通的主流通道，图中船只密集，纤夫拉船，商贾卸货，可见其枢纽南北，水运繁忙，使之物尽其用，货畅其流，成为了全国的物流中心。

从《姑苏繁华图》中，我们看到了苏州的经济动脉——大运河与市镇网络，清代苏州依托大运河与太湖水系，形成“木渎—山塘—阊门”的商业轴线及其物流。图中，船只、桥梁、码头交错，近400只船、50余座桥，水陆联运，支撑了“百货骈阗”。

消费主义趋势的广告意识和品牌文化随之兴起。

在《清明上河图》中，“王家纸马店”“饮子”“香饮子”等招牌清晰可见，商家通过招牌吸引顾客，夜间使用的灯箱广告（如“正店”“脚店”等），类似现代霓虹灯，显示品牌意识萌芽。

看《姑苏繁华图》，图中260余家店铺，如“绸缎行”“布号”“银楼”等，或以招牌标志其营业，或以姓氏、地名前缀为店号，如“陆稿荐”酱肉、“雷允上”药铺等，形成“老字号”雏形。另有木渎镇、山塘街等市镇，通过运河与苏州城内连接，以市镇联动与跨区域贸易，形成专业化分工，如木渎以米市、木材交易为主，其品牌突出“漕运”“仓储”功能，山塘街聚集丝绸、书画，故其品牌多称“雅集”“墨韵”，还有14家钱庄、典当行，为跨区域贸易提供信用支持，商号通过“会票”结算货款，促进品牌连锁化经营，可见品牌文化中的金融资本效应。

若欲深度考察，还得从市场管理上来看一下。

《清明上河图》，其背景为北宋汴京，市署管理，由官府设“市易务”等机构，监管物价、税收和交易秩序，难免留有坊市制残余，虽然打破了唐代严格的坊市分隔，但仍有区域划分，如御街为商业主干道，不过，行会已初露端倪，商以行聚，已有“正店”“脚店”之分，但其力量较弱，主要靠官府直接管理。

而《姑苏繁华图》，其背景为清代苏州，市场管理为官民协作，以行会为主导，由丝绸、棉布、钱庄等行业行会制定行规，控制质量、价格和用工，且由市镇自治，依托宗族与商会，如“洞庭商帮”等，形成半自治的商业网络管理，而官府则通过“牙行”来间接征税，减少对市场的直接干预，重大纠纷由地方官裁决。

驱动力：消费驱动与市场驱动

我们还可以将这两幅画作中的市场管理元素——官方、行会、市集、税金等，分别提取出来，做进一步的对比。

先来看官方元素，在《清明上河图》中，我们不但可见官署，如“市易务”等，还可见城门卫兵检查货物、漕船集中卸货等，显示官方对粮食、盐铁等战略物资的垄断。然而，在《姑苏繁华图》中，官府存在感较弱，仅少数衙役巡逻，税收通过“牙行”代理。画中，可见“牙人”——中介，协调交易的场景。

再来看行会，在《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可见商贩按行业聚集，如“孙羊店”酒肆、“赵太丞家”药铺等，但无明确行会标志，缺乏统一的行业标识，而在《姑苏繁华图》中，则行业标识清晰，“绸缎行”“典当行”等，由行会制定统一招牌，以“公所”确立质量标准，图中出现了行会建筑，如“钱业会馆”。

还有市集元素，在《清明上河图》中，市集沿街自发形成，流动性强，存在占道经营，如摊贩挤占桥梁的现象，纠纷由官府调解，如图中可能存在的“讼师”场景等，然而，我们看《姑苏繁华图》，则可见市镇分明，如木渎米市、阊门丝街等，道路规整，行会自主调解纠纷，如“踹布工匠”工资争议由行会仲裁。

之于税金方面，从《清明上河图》里，可见漕运税粮由官兵押运，商业税由市易务直接征收，货币以铜钱为主，然于《姑苏繁华图》中，则改以牙行代收，以“会票”信用交易。

若去问一问，导致它们管理差异的深层原因，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政治，由于王安石变法，北宋政府以市易法管理市场，国家干预的弊端，被画家张择端抓住了，将其一一揭示出来，呈现在画面里，似乎有提醒宋徽宗引以为戒的意思。

清代中央集权，虽不亚于宋，且专制尤甚，但民间社会却因为走西口、下西洋，而分享了白银时代的红利，而有乡绅与行会崛起，官府间接治理，形成“皇权不下县”的格局。

还有，就是经济，北宋经济结构，以漕运经济为核心，其商业带，分布于汴河两岸，依附于政治中心——汴京。

因此，《清明上河图》里的街市场景，不仅带有明显的“开封型”的城市化特征，而且其本身就是“开封型”的原型与本尊，其标志就是在官府治理下由权力支配的消费驱动型城市。

从《清明上河图》到《姑苏繁华图》，它们分别代表了中国古代城市的两种类型——“开封型”和“苏杭型”，代表了中国古代经济趋于近代化的两种典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消费驱动”与“市场驱动”，不但显示了中国经济地理的南北特征，而且反映了中国经济从古代走向近代的历史进程，前者以政治中心的贵族消费为其动力，后者以民间工商业网络的市场扩张为发展引擎，其消费主体、市场结构、产业形态及经济逻辑四方面均有不同。

消费主体的不同，表现为贵族需求与市民经济不同，《清明上河图》就表现了这种以贵族需求为中心的消费驱动。

官僚与军队消费，可以说是消费驱动的主力，画中“正店”“脚店”等高档酒楼集中服务于官员、士绅及禁军，其彩楼欢门设计彰显身份区隔，漕运码头的粮仓，如“汴河漕船”，主要为宫廷与军队储备物资。还有消费的奢侈品导向，珠宝行、书画铺、香药局等店铺，多沿御街分布，商品以奢侈品为主，如“刘家上色沉檀拣香”，依赖贵族阶层的文化消费主义的购买力。

而《姑苏繁华图》则向我们展示了民生导向的市场驱动，不仅表现为市民日常消费，体现大众消费的普惠性，如以画中“布号”“染坊”与小吃摊、茶馆混杂服务于“百姓日用”，而且表现为跨区域贸易的国际化需求旺盛，以钱庄、银号、典当行14家支撑其天南地北、东来西往的大宗商品交易，洋货行、皮货行的出现，显示苏州融入全球市场，消费需求来自国内外多层次客户。

产业形态的不同，在此二图中，表现为中心化的服务业集中与去中心的市场化导向的产业分布式扩张的不同。

于《清明上河图》中，可见汴京的服务业集聚，以漕运经济为主导，整个汴京的商业，都围绕漕运展开，如搬运工、脚店、仓储业依附于粮食、盐铁运输等，图中手工业均以零散化方式呈现，虽有弓箭铺、铁器店，但其规模小，缺乏产业链。

而在《姑苏繁华图》中，则可见苏州对产业链的整合，形成上下游产业的生产一体化，如在丝绸业中，就形成了“蚕桑—缫丝—织造—印染”全行业的生产链条，机户与机工通过雇佣关系协作，形成了新的生产方式，以踹布坊、染坊等产业集聚提升其生产效率。还有金融与实业联动，让钱庄资本流向生产领域，如放贷给机户，以此推动技术升级（如对提花机的改良），实现规模化扩张。

而经济逻辑的不同，则表现为对分配优先还是效率优先的选择，选择消费驱动的分配逻辑或市场驱动的效率逻辑。

汴京的帝都地位，是通过财富再分配来维系的，汴京繁荣依赖于江南税粮与北方边疆军事需求的财富转移，其本质，乃以政治权力主导“分配型经济”，这就必然导致其技术停滞。

而苏州则采取资源优化配置的方式，通过运河整合江南资源，如湖广粮食、松江棉布等，形成其全国性的分工网络，并对技术进行适应性改良，以应对市场需求，如棉纺业改进“三锭纺车”，丝业优化染色工艺（如“一染十色”技术），显著提升了效率。

这两种模式的兴衰，给我们以启示，汴京型消费驱动，因其过度依赖政治权力与外部资源输入，故其繁荣的本质是“寄生性增长”，缺乏内生动力，若帝都失落，便繁荣不再。而苏州型市场驱动，是以民间资本与专业化分工为基础，即便遭遇战乱，被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它仍能依托其地理与产业的韧性复苏，成功体现了“生产性增长”的可持续性。

两图，揭示了中国经济的双重面相：消费驱动，虽能在行政权力的加持下，创造短期繁荣，但受制于政治周期。而市场驱动，则以自发性的经济成长，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类型化：弹性社会的城市缩影

“开封型”与“苏杭型”，分别代表了中国古代城市的两种典型的类型，在中央集权的统一治理下，居然形成了不同的城市发展模式——“开封型”政治经济复合中心与“苏杭型”工商业市镇网络。这在体制内，是以源源不断的财富转移换来的发展空间，即便专制制度，有时也要默认“自由补偿”的原则。

于是，我们看到了两种不一样的城市功能：一个作为政治中心——“开封型”，一个作为经济枢纽——“苏杭型”。

开封作为北宋都城，是国家军政漕运中心，体现了政治主导功能，商业活动依附于政治需求，商铺营业多沿御街分布，服务于官僚阶层与军队，市场繁荣其表，官方管控其内。

而苏州作为一座由市场驱动的工商业城市，以丝绸、棉布、金融业为核心，依托运河与太湖，形成木渎、山塘等专业化市镇，以其市镇网络联动，经济辐射长江三角洲乃至海外。

城市的空间结构也表现出两种类型，一种是中心化的，基于顶层设计而成就的轴线规整的都城，一种是去中心的，由水网纵横，水陆并行，顺其自然而形成的“水陆双棋盘”格局。

汴京，以御街为中轴，宫城、官署、市集依次排列，体现“前朝后市”的传统礼制，城墙与坊市分隔，尽管打破唐代坊市制，但仍可见城墙、坊门遗迹，商业区集中于汴河沿岸。

苏州，以河道为城市骨架，街巷沿水展开，以小桥流水串联运河，浮现水乡肌理，流通水城地脉。城中桥梁密布，船只穿梭，码头装卸繁忙，市镇散点分布，市集随运河扩散，如木渎镇以米市闻名，阊门以丝绸贸易为主，表现为多中心结构。

还有不一样的经济，作为了城市的集中表现。“开封型”经济，由官方主导，以官商结合，形成漕运经济，而“苏杭型”经济，由民间自发，民生主导，自主经营，形成市场经济。

汴河作为漕运经济生命线，运输江南税粮与官营物资，如以“纲船”运盐，街市运营，由官方授予特许经营权，一些酒肆、茶坊，需经官方授权方能成为“正店”，商人依附权贵，竟然成为招牌，如“赵太丞家”药铺，显示其有官商背景。

而在“苏杭型”市场网络中，则不但可见民营手工业集群式发展，丝绸业“机户出资，机工出力”形成雇佣劳动关系，棉布业以“放料收布”模式连接城乡，还可见金融资本活跃，钱庄、典当行支持跨区域贸易，推动信用经济，如以“会票”交易。

文化的表现，也呈现出了不同的景观，“开封型”的文化是官文化，矗立起官本位的礼制威严，“苏杭型”为民文化，在市场经济里，以其市民文化，如流水载舟，载以民生。

开封城建筑恢弘，城门、钟鼓楼等，一一彰显皇权，即便“瓦舍勾栏”，谈天说地于市井间，说的也是忠义，作为国际都会，在御街上，亦可见骆驼商队，留下一路朝贡的话语。

而苏州，则出现了市民审美的新文艺，园林、评弹、昆曲，烟雨般弥漫于江南的民生里，玉润于水磨调式的诗画长河中，淡淡地化为了一种市民悠然的“浮生”雅趣，加以商业化的新样式，店铺卖点缀以“苏样”“苏意”，萌芽了“陆稿荐”“雷允上”等品牌意识，加以市招、灯谜、庙会成就其浮世绘。

这两幅图，不仅记录了中国古代城市的多样性，更揭示了不同发展路径的历史命运——政治中心的荣耀易逝，市场经济的活力长存。如此对比，也为当代城市规划提供了启示：可持续的城市生命力，根植于民间经济的自发性与文化的在地性。

傅衣凌的“开封型”与“苏杭型”城市理论，不光是对中国传统城市经济的类型学划分，更是对中国传统社会“弹性结构”的城市化解读，成为了“弹性社会”浓缩的一个缩影。

傅衣凌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个“弹性社会”，其具体表现为经济结构的“胶着性”和阶级关系的“弹性捆绑”。

总起来说，有“三个胶着”，有“两大捆绑”。

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存在三对“胶着”关系：

一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胶着，商品经济发展兼容自然经济——“以末求富，以本守之”，让“死的拖住活的”。

二是土地运动的相对自由与稳定性胶着，土地虽可买卖，但受乡族与国家共同体制约，导致私人所有权不完整。

三是区域发展不均衡胶着，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通过国家政策与人口流动，维持其动态平衡，抑制整体突破。

而“弹性社会”运行，也以“胶着”方式，表现为“公”与“私”的“胶着”。“公”为国家政权，“私”为乡族势力，其互动——中央集权与乡族自治，也“胶着”在一起，既合作又分离，在大一统的政治追求中，又不得不采取“公私共治”。

其阶级性与乡族性并行，带来“两大捆绑”：

一是乡绅与农民利害捆绑：乡族势力既维护地主利益，又以义庄、族田缓和阶级冲突，形成“温情脉脉的剥削”。

二是身份流动与制度固化：科举制引导阶层流动，但官僚体系却与土地权力结合，使商人依附旧体制，难以独立。

国家与乡族共治，具有多元权力结构的韧性，形成“政权、绅权、族权、神权”综合体，超经济强制与经济强制交织，地租剥削与人身依附并存，抑制了资本主义萌芽，使之陷入“夭折机制”，既受制于技术停滞，又被制度反制，且以政策限制，让资本回流于土地，回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蓄水池，进入一个制度化和社会化的“寄生性资本循环”，走不出“弹性社会”。

傅衣凌指出，这样的历史表现，就是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长期延续的根源。这一理论，虽被人称之为“自梁启超‘近世’概念后，是对中国近代史最精辟的诠释”，但我们认为，这还不够，还应当把“弹性社会”放到王朝中国与文化中国的互动关系中来解读，把它当作王朝中国与文化中国的“结合部”来看。

我们认为，傅衣凌的“弹性社会”说，本质上揭示了王朝中国与文化中国的对立统一，作为“结合部”，它不但依附于王朝中国的制度安排，而且附着于文化中国的机体成长，因而，既是传统社会长期稳定的根源，也是近代化转型滞后的关键。

在此语境下，“弹性社会”理论，不仅为理解中国道路提供了历史纵深，也为制度与文化协同创新指引了可能性的路径，正如费孝通所言，中国社会结构，如“差序格局”般层层推衍，而“弹性社会”正是这一格局中权力与文化交织的动态呈现。

（作者近著：《走进宋画——10—13世纪的中国文艺复兴》，北京时代华文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