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玲玉逝世九十周年：妇女节、女明星与她的时代

唐云路2025-03-09 19:42

她是中国默片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名字，从影时间仅有短短九年，却在银屏上塑造了诸多来自各行各业的妇女形象。她曾在上海滩风靡一时，却在仅 25 岁时就结束自己的生命，永远关上自己的耳朵。

今天是 3·8 国际妇女节，亦是阮玲玉逝世 90 周年，我们选择在今天讲述阮玲玉的故事，回顾那个“新女性”诞生的时代，与彼时女性遭遇的困境。也愿身处当下的女性，可以更自在、做自己。

演员阮玲玉

她从小就美。

联华公司出版的《阮玲玉小传》中写，她十四岁小学毕业时，就已“亭亭长成，琼葩吐艳，朗朗照人，虽荆布不饰而韵致嫣然。”

十六岁那一年，迫于生计，她从崇德女校退学，想办法养活自己和母亲。次年，明星影片公司筹拍《挂名夫妻》，她参加并通过遴选，考入明星电影公司，并改名阮玲玉，从此开始了自己的银幕生涯。

演员阮玲玉从这部《挂名夫妻》开始诞生。

当时主考的导演卜万苍直觉她是一个“难得的悲剧演员”。她虽然从未受过表演训练，也没有听说过任何表演理论，但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仿佛都是为表演而生。

在无声电影时代，她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中国妇女银幕形象——教师、村姑、劳工、妓女、乞丐、作家……这些角色是各个阶层千万女性的缩影，也投射着阮玲玉自己的人生经验。《神女》导演吴永刚曾将她比作“感光极敏锐的‘快片’……无论有什么要求，只要向她提出，她都能马上表现出来，而且演得那么贴切，准确，恰如其分”。

从《故都春梦》到《野草闲花》《恋爱与义务》《一剪梅》，再到《神女》《小玩意》《三个摩登女性》与《新女性》，阮玲玉从影九年，拍摄了二十九部电影。无论是《恋爱与义务》中的富家千金，还是《桃花泣血记》中的贫家少女，或是《神女》中的母亲与妓女，《三个摩登女性》中的女工，阮玲玉都将自己的鲜活注入角色，更令人为剧中女子的命运而唏嘘。

演员赵丹则是这么评价的：

“阮玲玉穿上尼姑服就成了尼姑；换上一身女工的衣服，手上再拎个饭盒，跑到工厂里的女工群里去，和姐妹们一同上班，简直就再也分辨不出她是个演员了。”

《神女》

上映于 1934 年的《神女》被誉为中国电影黄金时代的最经典默片，阮玲玉在其中饰演一位为了生活和抚养儿子而出卖肉体的“神女”，讲尽了 1930 年代底层小人物的悲剧。

如电影开头的字幕所说——“神女——挣扎在生活的漩涡里，在夜之街头，她是一个低贱的神女，当她怀抱起她的孩子，她是一位圣洁的母亲。在两重生活里，她显出了伟大的人格。”

「《神女》中的经典镜头」

柔弱的女子在生活的洪流里挣扎，于阮玲玉自己的人生而言，又何尝不是这样。

阮玲玉生于上海，幼年丧父，随母为人帮佣，在此期间结识了张达民。张家是个大家庭，张家兄弟有十一人之多。辍学与张达民结为夫妇时，张家已家道中落，张达民不事生产，每月靠家中给一些月例钱过活。其时张达民兄长张慧冲在电影行业工作，是他建议阮玲玉去面试电影演员，阮玲玉才去投考了明星影业公司。

从此世人皆知她美。

在那个年代，电影不仅仅是摩登的生活方式，在民族危难背景下诞生的左翼电影，更表达着时代的呼唤，影片的强烈现实关怀影响着万千观众，自然也影响着参演其中的演员。

“阮演过很多的戏，她对自己主演的戏，必然比别人得到的更多。”与阮玲玉合作过《城市之夜》《香雪海》《天伦》等片的导演费穆在回忆阮玲玉的文章中写道：“她的思想无疑是颇受自己的作品的影响，因此她更发现了自己生活上的矛盾。”

阮玲玉出生与成长的年代，本就是风云变幻、新旧交替的年代。这样的年代，走出种种传奇，也留下许多遗憾。

“感情丰富的女子她必然会对人生失望的。”

在逐渐成名的日子里，她与张达民的感情并不顺利，两年之中分居三次，阮玲玉还曾服安眠药自杀，送到福民医院后，救回一条命。

1931 年，张达民得到阮玲玉的推荐，任上海光滑大戏院经理。次年，“一二八事变”爆发，阮玲玉携全家离港避难，旅居澳门，四月才返回上海。张达民又由阮玲玉推荐给联华影业公司董事长何东，做了瑞安轮买办。

两人的感情正式破裂是在 1933 年。那一年阮玲玉先后主演《三个摩登女性》《城市之夜》《小玩意》，在事业上又上一层楼的同时，与张达民正式分居。从结婚到分居，阮玲玉都未对外公布，也不曾有过正式婚礼。

阮玲玉与茶商唐季珊，同样也不可能有正式的婚礼。唐季珊另有新欢，加上报纸上满纸的“通奸”，乃至后来卷入与张达民的诉讼，都令阮玲玉身心俱疲。

阮唐二人的“家庭生活”，如费穆所回忆的“并不是怎样圆满”，费穆猜测“她已看到更远的未来，而已有所畏惧。但她却自安于那种生活，她再不愿突破那种环境而憧恨于更理想的生活”。

九十年前，这桩桩件件加在一起，终于将一位女明星逼入服毒自杀的绝境。

那是 1935 年的 3 月 8 日，妇女节凌晨两点，阮玲玉选择永远关上自己的耳朵。

在前一天夜里，阮玲玉与友人小聚，纵声谈笑，与在座女演员亲吻告别，留下一句：“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要走了！失陪了！”

3 月 8 日下午，阮玲玉终告失救离世。

当日晚间，有人找到沪江照相馆的老板姚氏兄妹，请他们把阮玲玉的照片放大，姚氏兄妹选择了这张凝眸浅笑的半侧面头像，放大成 72 寸照片，在阮玲玉出殡时使用。

1935 年 3 月 14 日，金焰、孙瑜、费穆等 12 位知名电影人扶棺，送阮玲玉安葬于联义山庄。沿途夹道的影迷和老百姓多达 30 万人。美国《纽约时报》驻沪记者写下“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哀礼”。

然而她去世之后，喧嚣并未就此停止，唐季珊对外公布了两封遗书，留下人们最为熟知的“人言可畏”，但这两封遗书一直受到质疑。不久后，《思明商学报》上发表了另外两封遗书，语气明显激烈得多。这两封遗书据说是由唐季珊后来的新欢梁赛珍提供。

当时媒体对阮玲玉之死的角度，多从性别角度出发，却多是借此抒发各自之观点，比如探讨阮玲玉作为女性本身存在的问题，或认为其害怕人言、情感混乱、当断不断、三心二意，批判她“恋爱与物质生活”的沉迷，《妇女月报》更是在《阮玲玉自杀：告中华女界》一文中直指“阮玲玉事前容易被人诱惑，事后又没有革命精神去摆脱”。

阮玲玉的悲剧，不仅仅关乎于感情，更与时代相关。

《新女性》

何为新女性？

在那个上海电影的黄金时代，许多电影都是围绕这个命题展开。阮玲玉于 1935 年主演的电影，干脆就以《新女性》为题。

影片中，她所饰演的韦明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为了婚姻自由出走，但和男友结婚生下一女后却反遭抛弃。韦明为求生存只身前往上海一家女子中学任教，王校董欲追求韦明，但没被接受，不久后，韦明失去了工作。出版社虽然允诺出版她的小说，却无法支付稿费。为了给日渐病重的女儿筹集药费，韦明不得不当了妓女，然而那夜的客人就是王校董。再也无法承受种种环境的压迫，韦明在小说出版前服毒自杀。

经过抢救苏醒后，在朋友的鼓励下，她认识到，白白牺牲性命只会亲痛仇快，因而发出了“我要活啊！”的呐喊，这一幕无声的镜头在后人看来，仿佛也是阮玲玉为自己命运的呼喊。

《新女性》由演员艾霞的真实故事改编。拍摄期间，阮玲玉由艾霞的经历想到自己的遭遇，在片场失声痛哭。

电影中韦明与记者因故结怨，记者将其自杀丑闻在报章大肆渲染，这一情节甚至在现实中得罪了新闻界，而一部电影引发的轩然大波，压力几乎都压在阮玲玉一人的身上。

当她被卷入诉讼，报章舆论当然没有放过这场“流量盛宴”，也成为压垮这位年轻女性的“稻草”之一。

她见过多少人生悲剧，她尝过多少生活的苦味。

“感情丰富的女子她必然会对人生失望的。”在阮玲玉逝世周年纪念的册子里，费穆这样写道。

在电影里，她是反抗命运、批判“旧势力”的“新女性”，她的身上承载了种种符号，影迷将她视作时尚偶像，导演与编剧用她的形象承载着民族大义与阶级抗争，而在“明星阮玲玉”之外，她只是一个在时代里浮沉，将“人生看得甚是严肃”的人，费穆回忆她常常饮酒至半醉，问朋友“我算不算一个好人”。现实将她渴求平静安定的理想打得一个粉碎，甚至于“我算不算一个好人？”的可怜的疑虑似乎也得到了一个否定的答案：“你不是好人！”

阮玲玉死后哀荣尽显，生前却未能获得她想要的安定与支持。

放在当下，阮玲玉的死，或许是一场可以避免的悲剧。

人们常用她主演的电影“神女”指代她，而阮玲玉与那时的万千普通女性一样，更需要的是被以全然的“人”的视角来对待。

就如同时人多用“女神节”“女王节”来指代“妇女节”，仿佛“妇女”是什么不雅的词汇，在将“妇女节”还给“妇女”的同时，纪念妇女节也更多回到了它的本质——这是为纪念妇女权利而设置的节日，在这一天，妇女的成就得到认可，不分国籍、种族、语言、文化、经济或政治。

也不仅仅是在这一天。

重新寻找阮玲玉

1960 年，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在联义山庄阮玲玉墓前立碑，碑上镌刻了蔡楚生亲笔题书“艺人阮玲玉之墓”，但是在十年浩劫中，阮玲玉之墓遭到了破坏，据目击者回忆，现场景象惨不忍睹，阮玲玉的墓碑也不知去向。

1995 年 11 月和 12 月，《新民晚报》文化新闻版先后发表多篇“阮玲玉墓今何在”的报道，寻找阮玲玉的遗迹，最终不得所踪。鉴于尊重艺术家的初衷，上海电影家协会和福寿园决定为阮玲玉重新设计和建造一块墓碑，并向社会征求设计稿。最终，从三十多份设计稿中，选定了雕塑家王明龙设计的方案“神女陨落”。

纪念碑采用水晶白花岗岩雕刻而成，简洁而庄重，主体部分以阮玲玉在电影《神女》中的形象为蓝本，阮玲玉身穿旗袍，斜躺在电影胶片形状的榻上，底部的浮雕则突出“七嘴八舌”“众口铄金”的概念，与“神女”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阮玲玉纪念碑」（位于上海青浦的福寿园人文纪念公园）

塑像落成的那一天，《城南旧事》的导演吴贻弓发表了讲话：

我们纪念她，因为她是一位曾经为早期中国电影注入过辉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