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韩国女作家韩江。瑞典文学院称，“她以紧密的诗性散文直面历史创伤并展现人类生活的脆弱。”韩江是第一位荣获此奖项的亚洲女性作家。对于韩江，其中文译者的评价是，韩江的写法“比较安静、柔弱而且有点苍白”，侧重于意象描写——白色、鸟、雪等等，而不是动作情节。是什么使她写得“柔弱、苍白”，侧重意象？这与所谓的女性视角是否相关？

食物关联生命

以《白》为例，回顾历史灾难，韩江是从一个年轻女性的临盆经历写起的。母亲生下第一个孩子是早产儿，她的脸蛋是那么干净，如同还没有进蒸锅的半月糕，纯洁得仿佛不属于这个世界。韩江写道，“幼嫩的哺乳类中最幼嫩的动物，像半月糕一样白皙、美丽的孩子。”从小她就学习半月糕的做法：先将米粉和成面，然后捏成一个个半月形，接着放进蒸锅里。未被蒸制的半月糕美得仿佛不属于这个世界。可是当它们蒸熟装盘后，颜色和质感就改变了，变成了与之前的米粉团完全不同的东西。

米糕的蒸制仿佛婴孩诞生，女性产下后代就像是糕模印糕，生育难道就像蒸糕吗？生命的模式有迹可循吗？洪爱珠在《老派少女购物路线》里也写过，妈妈和外婆像是一个糕模印出来的。米糕和糕点，勾起人们对于幼年的记忆。作家西西《飞毡》里引用的粤语民谣——“团团转，菊花园。炒米饼，糯米团，阿妈叫我睇龙船。”——复现在电影《我爱你！》里老年女性角色无意识的呢喃中。日本女诗人茨木则子在诗中写，外婆回忆起来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让孩子们坐在火盆边/给他们烤年糕的时候。……那仅有的一句话里所包含的/烤年糕般的淡淡咸味的意义”。

在韩江的短篇小说《傍晚时狗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里，朴素的食物仍然扮演重要的角色。一个穷困家庭的孩子，自小随着父母出摊做生意，他们在卡车后车厢卖烤鸡肉串、煎糖馅饼和烤鲫鱼饼。孩子也会烤鲫鱼饼，她用杆子翻鲫鱼饼，等它们烤成金黄色，就可以取出来了。她专注地望着鲫鱼饼，铁丝网上的鲫鱼饼都戴着同样的笑脸，不是它们想笑，而是因为模子是笑脸，就像她自己一样，笑不笑不由自己。母亲离开后，父亲用一块三明治慰藉她，两片玉米面包中间抹上花生酱，这是过去妈妈常做的，不过不是她最喜欢的口味，但是父亲不了解。

鲫鱼饼烙印着笑脸，半月糕被热气破坏了原初的样子，它们出生时是母亲纯洁的孩子，在尘世经历无可奈何的塑造。韩江不止一次地将食物与脸孔和身体相联系，《植物妻子》和《素食者》通过厌恶食肉、想要变成植物的妻子的形象，呈现所吃的食物构成了人类皮肤、血液和生命的执着想象，一方面道出事实，另一方面也令人陷入疯狂。

“吃过的肉，原封不动地留在了我心里。血与肉消化后流淌在身体的每个角落。”妻子以独白道出转变为素食者的心理（《素食者》）。正因如此，她想要换掉“这令人厌烦的血”，“换掉像囊肿般淤积在各个角落的坏血”（《植物妻子》）。肉体能够吞吐、消化食物，也能欢爱、繁衍生命。在《植物妻子》中，妻子不仅逐渐丧失了进食的能力，与丈夫欢爱时也散发出植物的气息，最终完全丧失了人类的特征，变成了一株植物，有树干、枝叶和果实。丈夫品尝了妻子结的石榴籽般的果实，“这世间唯一属于他的女人的果实”，感受那强烈的酸味和淡淡的苦味。

厌食者的食谱

《植物妻子》与《素食者》都将厌食当作重要的症候来对待。食物的细微感受是通过厌恶来传达的。这令人想起卡夫卡对于肉的反感，他形容自己的恶心，仿佛口中含着一块生肉，“一块从他身体上割下来的肉”。在《变形记》中，房客们大口大口吃着土豆烧肉，变成甲虫的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在自己的房间听着咀嚼的声音，越来越没有胃口吃东西。

患有厌食症的还有诗人露易丝·格丽克，她在年少时期曾因此辍学。格丽克对于食物的敏感是显而易见的。在名为《合作农场的冬日食谱》的诗篇里，格丽克记录了一种冬日三明治的做法：采摘刺柏树阴面的苔藓，将苔藓发酵，拌进野荠菜和硬梗草，夹到剖开的面包中，就做成了冬日回春三明治。“它叫这个名字，但没人说/它好吃，那时没别的可吃时/人们吃的东西，就像沙漠中的无酵饼，我们父母/称为苦难饼。……本书只收录/冬日食谱，这季节生活艰难。春天时，/谁都能做一顿美餐。”

格丽克写过属于妈妈的食谱。以前，妈妈烧鸡肉需要树上的无花果以及秋雨后的野蘑菇，后来她给丈夫做这道菜，可他并不喜欢。“他想吃他妈妈做的饭菜，可我做不好/我做得费力，就做得生气。他觉得这很简单/把鸡剁了，往锅里扔几个西红柿/有蒜瓣的话，也扔点进去。”（《无花果》）耐心地烧制与剁开鸡肉、扔进去西红柿与蒜瓣，不仅是烹饪技术的不同，也构成了完全不同的经验。

大地上缓慢地生长出来的作物，有着自己的独特味道。格丽克想象着，“我们吃的任何东西，都有山的味道/或许那时山里空无一物。/或许空无一物就是那味道，百里香、迷迭香。”（《日出》）祖母、母亲、妻子，女人轮番接管着人们的身体，但是人们糟蹋身体，“没人告诉我要如何保养身体。/你被妈妈或奶奶照看长大。/一旦离开了她们，妻子就会接管，而她很紧张。（《一张纸条》）。而当与母亲的爱断了关联，真实的自我就显露了，“我”变得“强壮但刻薄，像一只闹钟”。（《静夜思》）

与饥饿、饮食的意象相关，格丽克在早期的诗中曾以格莱特的角度重写童话“汉赛尔和格莱特”，“这是我们曾经渴望的世界/所有想要我们死去的人/都已经死了。我听见女巫的叫喊……”（《黑暗中的格莱特》），这也是一则关于饥饿与食物诱惑的故事。汉赛尔和格莱特这兄妹俩被狠心的父亲遗弃在森林里，正愁找不到回家的路，却惊喜地发现了一座“可以吃的”森林小屋，但这只不过是吃人巫婆的陷阱。有学者分析认为，童话中的一类女性反派倒转了女性养育者的角色，她们会先用糖果屋吸引孩子进来，在孩子们面前摆上丰盛的食物，像是牛奶、糖果、苹果等等，以此接近并杀害、吃掉孩子，最后洋洋得意地宣布，“现在孩子们在我的身体里了。”女性原本那种通过自然联系来取得力量的机会被逐渐变低、歪曲和否认，这就是为什么晚近的童话版本中这类女性角色总是又老又丑的原因。

文章来源：界面

作者：董子琪 黄月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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