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修智/文 去年底告别工作了五年多的萨拉热窝，回到久违的祖国，眼中所见一切，都被时光幻化得格外亲切，网上购物的便利尤其令人赞叹。不过，唯有一件事情，依旧像过去一样令我感到强烈不适，那就是随地吐痰现象。我发现，这一陋习是如此顽强，居然昂然伴随我们进入了AI时代。

生活在首善之都的北京，我却发现，在这里，无论是衣着光鲜之士，还是面色黧黑的农民工，许多人都共享着随地吐痰这种习惯。单位距天安门只有几公里的路程。有一次我在单位主楼门前经过，眼见对面走来的一位30多岁、身着深色呢子大衣、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的男士，响亮地将一口痰吐到水泥路面。平素我喜欢去香山流连，痛心地发现，即便是这么风光如画的地方，也并没有勾起一些人的爱惜之意，他们视园内便利的垃圾回收设施如无物，照样豪迈地将一口口的痰吐到地上，每每让我看得痛心疾首。

在痛苦心情的笼罩下，我重温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于1984年的《大洋两岸》一书。该书作者是美籍华人学者阚家蓂，书中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也谈随地吐痰》。彼时中国国门刚刚重开，海外华人、台港澳同胞得以返回故土，探亲、观光，做文化交流，但浓烈感人的乡土之情并没有让他们失去客观观察的眼光，令这些海外游子吐槽最多的，便是随地吐痰现象。阚家蓂就是对这一现象反应格外强烈的一个。本书中，她不但写了《也谈随地吐痰》一文，专门表达对随地吐痰这一陋习的反感与痛心，还在《美籍华裔第二代看祖国》一文中，介绍了当时17岁的儿子谢安平对祖国的观感，其中也谈到了随地吐痰问题。儿子对祖国山川与人情之美赞不绝口，但也有一些不喜欢的地方，列在第一位的，就是到处可见的随地吐痰行为。

在阚家蓂的笔下，故国到处可见的随地吐痰这一陋习，让她感到格外情难以堪。“随地吐痰，西方国家的人不能理解，而中国人却习以为常。据说当初上帝造人，造个能开关的嘴，是为进食、饮水和说话之用，食物入口，经过消化系统后，再把不要的东西由另一端排出。而许多中国人却把帮助消化的唾液，无缘无故随时随地吐出，从早到晚，只要觉得口中有些东西，呸的一声就轻而易举地吐出来，后果如何就不管它了。”《也谈随地吐痰》一文开宗明义，上来就对此一陋习展开口诛笔伐。接下来她说，这一陋习，不但她自己难以接受，也让她的许多海外华人朋友感到蒙羞与不满。“还有一位‘缺德’的朋友，他说他在北京华侨大厦斜对面街口那个人行道上，随便数了一下，地上差不多有几十口新旧痰迹，他说若把每天全国同胞吐出的痰汇集起来，一定可以成一个小湖……无怪有人讥讽说，中国人的随地吐痰，可称为‘国吐’，这话你听了之后，又作何感想？”

为随地吐痰现象困扰的阚家蓂突发奇想：“吐痰，成为家常便饭，真不知是何时开始遗传下来的伟大发明？当年孔老夫子若在‘非礼勿视’等等之外多说一句‘非礼勿吐’，又将如何？”

是呀，如果孔老夫子当年说上这么一嘴多好，可是我们没法奢求他老人家具有如此超前的意识。一位经济学家说，随地吐痰是前现代农业社会里的行为习惯，那时人们之间的物理距离比较远，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吐痰，对别人构不成危害，进入人口密集、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极大拉近的现代城市文明后，随地吐痰具有了外部性，痰中包含的细菌会对他人构成损害，于是随地吐痰才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让阚家蓂不解的是，从前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所以有随地吐痰的恶习，但中国人民的健康已经得到普遍改善的情况下，随地吐痰这一恶习想不到仍未戒绝。

其实，类似的疑问，远远不仅属于阚家蓂一人。改革开放之初回到故土的海外华人与台港澳同胞，鲜有不对祖国普遍的随地吐痰现象感到困惑。香港著名医生、雅好旧诗词写作的陈文岩，曾经作过《见人随地吐痰》一诗，表达对内地随地吐痰现象的疑问与批评：“唾地有声理不亏，管它病菌撒高危。因何陋习知难改？”

尽管对国人随地吐痰的陋习出语严厉，但我们不必怀疑阚家蓂陈文岩们的爱国情怀。阚家蓂是安徽合肥人，抗战时毕业于浙江大学地理学专业，后从台湾赴美求学，从雪城大学获得地理学博士学位后，先后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知名大学。经历了国难的她，对于祖国怀抱炽热的感情，她在书中说，自己在故土游历的过程，一路伴着激动的泪水。陈文岩亦是如此，他的几本诗集中，流淌着浓得化不开的忧国忧民之情。民间有句俗语说，挑毛病的才是买家。真正在意的人，才会指出问题。阚家蓂陈文岩对祖国随地吐痰现象的批评，也应作如是观。

东邻日本以干净、卫生的习惯闻名于世，对于随地吐痰的行为，早在一百多年前就予以严厉治理。1904年，饱学鸿儒胡玉缙奉湖广总督张之洞及两江总督端方之命，去日本考察该国的政治与学术状况。胡玉缙在日本考察半年多，用日记详细记录了自己的见闻与观察，归国前就在东京印制成《甲辰东游日记》一书，深切寄望能借助它山之石促进自己国家的进步。该书当时印制数量极少，202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其重新整理出版。隔着两个甲子的时光，让人不能不对胡玉缙对日本社会考察之深入、观察之细致而心生敬意。有趣的是，他在日记中记录了一个与随地吐痰有关的细节：“惟警察之令，凡吐痰于器皿外者，罚一圆九十五钱，或訾其苛细。余谓痰中有巴纥鲁斯虫，痰干不死，能飞入半空，人吸之往往得传染肺病，其为此禁，亦卫生警察之一端。”可见身当清末的胡玉缙已对随地吐痰的危害有所认识，并对日本严厉治理这一陋习表示认同。

可叹的是，120年过去了，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随地吐痰这一陋习还是如此严重。在小红书上，可以看到很多吐槽国人随地吐痰这一陋习的内容，其中一条的标题叫“北京要不改名痰城吧”，说在北京“基本上每走400米，你就能收获至少一个中年人（不论男女）气沉丹田，然后用尽全力把自己最后一点唾沫全部喷射出嘴外·······要是稍往地面上看看，得，全是痰迹。”这条信息下评论者众，一面倒地表达对随地吐痰现象的厌恶，有北京人表示，痰城的说法名副其实。

今天，走在中国任何一所城市的大街上，很容易就能看到各种醒目、宏大又漂亮的标语口号。坦率地说，这些宝贵的公共资源，还不如实实在在地用在扭转、治理诸如随地吐痰这种陋习上，多做些随地吐痰危害的宣传与提醒。街头上可以摆设痰盂，免费提供卫生纸巾。在美国大选、AI吸尽国人眼球之际，我们千万不能忽略了自家房间里这头臭名昭著的大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