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田进 2024年9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教授卢锋受邀在国内一个乳业发展论坛上发言，题目是“成就、挑战与前景——中国乳业发展的宏观分析视角”。此时距离他上一次专题研究牛奶产业，已经过去了二十余年。

过去几年，卢锋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宏观层面的产能过剩问题。他的主要观点是，从2018年开始，中国经济运行呈现出供给能力较为强劲与需求增长相对弱势并存的格局，部分行业存在产能冗余度偏高压力。

卢锋与这位乳品行业人士交流的现实背景是，从去年开始，包括该乳企在内的整个行业遇到了近十年来罕见的困境——原奶价格自今年年初一路下行，养殖环节“杀牛倒奶”现象开始出现。今年上半年，多数乳业上市公司面临净利润增速下滑，甚至出现负增长的情况。

多位行业人士对当前乳业发展困境给出了一致的判断：产能过剩。

当行业困境已经超出一家乳企所能控制的范畴，企业只能向外寻求任何潜在的解决办法。于是，两条看似不相交的研究线路走到了同一个“十字路口”。

上述乳品行业人士给卢锋的反馈是：“供强需弱”是当下乳业发展的痛点。但培训可以完全不结合乳业，主要希望能给企业讲述一些“供强需弱”的成因与政策应对。

卢锋说，牛奶消费不足问题有部门性特殊原因，同时也是整体消费不足的体现。近年来，宏观层面的“供强需弱”与乳业现实矛盾有类似处，在宏观层面应对消费偏弱问题与乳业发展前景更是存在紧密关联。

产能过剩“众生相”

近期，多家上市乳企战略顾问、中国农垦乳业联盟专家组组长宋亮观察到，中国奶粉已经开始反向出口到阿根廷。而这样一个“魔幻现实”背后是中国乳业正经历价格扭曲。

他说，一直以来阿根廷都是奶粉的主产区，奶粉的生产成本显著低于国内。企业依旧选择出口是因为国内的奶粉已经出现价格倒挂，即卖一份亏一份，因此成功把奶粉卖出至少可以少亏一点。

受市场需求的影响，牛奶是一种“短命”的商品。目前，约80%的生鲜乳（原奶）被加工成液态奶，如牛奶、酸奶等，它们的保质期通常为6个月。这些液态奶也是大多数乳企主要的收入来源。而剩余的生鲜乳则被加工成奶粉等产品，保质期通常为18个月。

与此同时，与工厂生产线不同，养殖环节的奶牛会源源不断产出牛奶，产能很难在短时间内“踩刹车”。因此，如果液态奶的市场需求在短期内出现波动，受影响最大的便是养殖环节。宋亮说，奶牛养殖需要持续供应饲草料和水，受产能过剩影响，今年养殖环节正在经历“硬着陆”，即出现“杀牛倒奶”的现象。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前三季度，国内牛奶产量同比下降0.1%。相比之下，2020年至2023年，国内牛奶产量年增速均在6.7%及以上。产量下滑的同时，原奶价格也一路下跌。农业农村部每月发布的《农产品供需形势分析月报》显示，从2021年开始，原奶价格就从高位持续滑落，截至2024年9月已连续31个月下跌，总体跌幅约30%。

7月3日，中国奶业协会副会长、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胜利在第十五届中国奶业大会上提到，2024年中国生鲜乳过剩情况显著高于2023年，公斤奶利润首次为负，行业亏损面超过80%。

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负责生鲜乳加工的下游企业同样面临困境。

宋亮表示，虽然将牛奶喷成粉能存储更长时间，但奶粉的整体销量相对于液态奶依然有限，缓解产能过剩的能力也有限。为了通过液态奶市场消化奶源，从去年开始，乳企之间的“价格战”变得很普遍，高端产品的利润率呈现明显下滑趋势。

尼尔森数据显示，2022年、2023年中国乳制品全渠道收入同比分别下滑6.50%和2.40%。2024年上半年，乳品市场全渠道销售增速同比下滑2.5%。多家上市乳企在2024年上半年也面临净利润同比负增长的情况。

在长期研究产能过剩的过程中，卢锋观察到多个行业在面临产能过剩时，都经历了与当前乳业相似的“痛苦”。

卢锋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过多轮产能过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首次面临较大规模的产能过剩，有的地区甚至采取压锭措施，即强制性销毁纺织生产线，这应该是治理产能过剩最强势的举措。

近几年，传统燃油车也成为产能过剩的典型行业。卢锋表示，中国燃油车销量在2017年达到2819万辆峰值后，连续五年呈下降趋势，2023年虽然短暂回升，但销量仍比2017年峰值低了四分之一以上。受其拖累，国内汽车整体产能利用率偏低，汽车销售价格也出现间歇性下调。

他表示：“当产能过剩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产品价格会出现不同程度下降，有的企业会因利润下滑和亏损选择退出市场。”

什么在主导产能过剩

哪些因素导致了近两年乳业的产能过剩？

在卢锋看来，宏观层面的需求不振是造成本轮乳业产能过剩最主要因素。

2000年至2008年，中国牛奶产销经历过一段“黄金时代”。八年时间，国内牛奶产量从近1000万吨上升至3000万吨以上。奶类的人均消费量从约8公斤/年上升至24公斤/年。在2006年第27届世界乳业大会上，国际乳联主席称：“2005年全球乳业增量的50％由中国贡献”。

卢锋说，那个时期，中国奶业供给能力迅速增长，得益于当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升，高涨的需求量消化了产量的增长。“但2019年之后，需求量的增长未能跟上年均7%以上的产能增长速度。”

卢锋进一步表示，微观主体和行业的发展离不开宏观环境。从2018年开始，中国就出现了阶段性的“供强需弱”格局。最近七年，高层也连续强调“需求不足”的问题，这是构成乳业困难重要的宏观背景。

在卢锋看来，宏观层面需求不足的问题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第一，消费信心尚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第二，房地产行业的深度调整影响了消费；第三，国民收入分配方式导致居民部门收入分配占比较低，拖累了消费；第四，政府将大部分公共资源投向供给部门，用于提升技术水平和扩大生产能力，而在扩大和提振消费能力方面的投入相对较少。

卢锋发现，人均奶类消费量受省区人均收入差异的显著影响。如北京、内蒙古、上海等地的人均奶类消费量是广西、海南等地区人均消费量的四倍以上。“整体上，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总量中分配比例相对较低，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基尼系数居高不下，这是制约奶类消费在内的居民消费的长期影响因素。”

相比于需求不振，宋亮提到，供给端的一些“非理性”扩产能行为加剧了产能过剩问题。2021年至2023年，国内牛奶产量年增速均在6.7%及以上，而消费增速只有2%—3%。

宋亮表示：“2020年，奶价暴涨引起了地方政府和乳企的关注。一方面，当时乳企和奶牛养殖企业都乐观地认为市场有条件支撑牛奶需求进一步增长，因此开始主动扩大产能；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在推波助澜。各地政府通过给予补贴等形式激励养殖户增加奶牛的存栏量，并鼓励乳品加工企业在当地建厂，这导致各地方出现无序扩产的现象。”

以宁夏为例，2019年之前，宁夏的奶牛存栏量徘徊在40万头。到了2020年，宁夏奶牛存栏量达到57.38万头，增幅达31.3%。一年新增的奶牛存栏量相当于此前9年的总和。2023年，奶牛存栏量增至92万头。

进入2024年，宁夏多地主动提出“产能踩刹车”。今年9月，宁夏银川市发布《关于促进银川市牛奶产业稳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提出银川暂停新建、扩建奶牛养殖场，淘汰日产30公斤以下的低产奶牛，确保2024年奶牛存栏稳定在29万头左右（备注：2023年为31.79万头）。

宋亮表示，因奶牛养殖缺乏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因此各地都倾向采取地方保护主义措施。当牛奶价格暴涨时，地方政府“一窝蜂”地鼓励养牛，养殖企业也集中资源投入到养殖中；当价格暴跌，又开始杀牛。看似通过市场调节了产能，但最终造成了饲草料、牛奶等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

政府的角色

2024年下半年，多项数据显示乳业供给端正进入激烈的调整期。

农业农村部发布的9月《农产品供需形势分析月报》显示，河北、宁夏等主产省份产能开始优化。据农业农村部奶站监测数据，截至2024年8月，全国奶牛存栏量已连续6个月环比下降，生鲜乳产量增幅继续放缓，市场供需情况有所改善。

卢锋表示，历史上，从钢铁到白色家电，当产能过剩达到某个阶段后，市场机制会推动行业逐渐过渡到一个供需相对平衡和行业结构大体稳定的状态。市场调节机制包括新进入企业数量减少，企业感受到市场环境变化不再“盲目投资”，一些企业持续亏损而退出市场或被兼并收购等。

卢锋认为，结合历史经验来看，市场经济环境下很难完全避免产能过剩。尤其从中国产业发展经历看，一个行业需求一旦如潮汐般涌来，政府会大举激励企业进入相关赛道，并持续加大投资，最终引发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即使如此，他依然认为政府不能过多干预某一个行业的产能过剩现象。卢锋说，在近几年面临新一轮产能问题的行业中，民营企业所占比例较高，市场机制对供求关系和产能配置影响较大。因此，应对产能和供求关系不平衡需要借助更多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

在乳企的内部培训上，卢锋还建议乳企和行业协会合作，增强中国的牛奶消费意识，而不仅仅针对某个品牌做广告。

卢锋称，由于历史原因，国内消费者对牛奶消费低于应有水平。如果国内人均奶品消费量能达到世界均值，人均消费要比目前水平提高1.71倍。这样的结构性问题意味着牛奶消费市场有很大的潜在空间。未来可以进一步提高牛奶在中小学群体中的覆盖率，同时让更多消费者意识到喝牛奶的益处，进而挖掘消费潜力。

宋亮的建议是在供给端作出改变，推行配额制。即以农业农村部为核心，协调各地方政府按照各地自然资源禀赋，统一进行奶牛养殖数量的增减。同时建立供求关系的预测预警机制，及时止损和调整供给。

他说，配额制并非“计划经济”，欧盟在建立初期为了协调成员国之间的奶牛养殖关系，也曾推行配额制。现在国内奶牛养殖的一大问题是各省之间缺乏有效协调。为了防止各省因追求利益盲目刺激产能过快增长，造成资源大量浪费，需要在全国层面进行统筹。

宋亮表示：“此前，政府并未强制干预牛奶产能的增减，乳业平均每五年就会出现一次产能增长过快的问题。以往，国内可以通过消费增长来解决供需不平衡，但现在这条路走不通了，必须在宏观层面上统筹产业规划，避免同质化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