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十大考古新发现专访｜为山西瓷器“正名”，被误解数百年的霍州窑，摘下“定窑高仿”帽子

文博时空2024-11-09 08:54

文博时空/文 安富建/文 山西借助考古手段重写山西陶瓷史，发掘的三个窑址有两个进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继邢窑、定窑之后，中国北方唯一细白瓷中心，“也是元代全国质量最高的细白瓷窑场”；小如米粒的支钉，补上定窑瓷器外观“芒口”缺憾，被视为“汝窑先进技术的互鉴和传承”。

绍兴十一年（1142年），大宋皇帝赐死了骨头最硬的抗金将军岳飞。无一人再敢言战。自此，宋金战休，相安无事多年。

三十年后，大定十三年（1173年），大金国曲沃县祁乡南方村（今山西侯马市西郊的牛村古城南）村民董万，撒手人寰。墓室采用当地流行的仿木构砖雕装饰，四壁几乎素面。随葬品仅一件——一只黑瓷小灯碗，盛灯油用。

金国，起于草原，入主中原。到了第五、六位皇帝，金世宗（1161年～1189年在位）、章宗（1190年～1208年在位）终于迎来安定治世。以两朝的年号，“大定明昌五十年”，成了文人笔下歌颂的金国安乐生活的指代。

似乎是逢着盛世，本就人丁兴旺的董万家族，后代们也阔起来了。

距离董万墓附近不到二三十米，陆续起了三座坟头。每一座墓都饰以巨幅的壁画、砖雕，“为一般金墓所罕见”。装饰最为豪华的是最后一座墓。

金章宗病死（泰和八年，1208年）之后的两年，大安二年（1210年）十一月初一，董玘坚与董明两兄弟合葬入土。这对兄弟墓中的砖雕戏俑、戏台被誉为“中国式古戏台原型”，被认为是“金院本的演出形式”“元杂剧的先驱”，现保存于山西博物院“戏曲故乡”展厅，曾登上央视《国家宝藏》。

金董明墓戏俑

自左至右为装孤、副末、末泥、装旦和副净等五个角色

图源：山西博物院网站

董玘坚与董明兄弟安葬的次年——金大安三年（1211年）春二月，祈天仪式之后，成吉思汗带着十余万蒙古大军南下，踏上灭金征途。金朝皇位迭传九代，凡一百二十年。章宗之后的二十四年里三位皇帝的结局，在这一年写定。董氏家族的荣华，随着金国百姓太平日子的逝去，大概也到头了。

相较董万，后代们家私丰厚，以五戏俑“精装修”墓在历史留名。宋金时期以薄葬居多，金墓的随葬主要表现在墓壁装饰多少上，随葬器物并不多。五戏俑盛名背后，很少有人知道两兄弟墓中另有故事—一只碗。

两兄弟墓中，仅十件左右的随葬品，有碗盘碟筷、木梳、木发髻等，其中，两件是印花白瓷。

金代霍州窑白釉印花碗山西省侯马市金大安二年（1210）董明墓出土

1959年出土，现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

内壁分6组模印花纹，有池塘和梅花鹿，鹿或低头饮水，或奔跑，或回首眺望；中心印轮花

这件白瓷碗，是霍州窑出品。山西青铜博物馆馆长梁育军说，“该器是迄今所见霍州窑细白瓷中模印图案最精美者”（《霍州窑细白瓷浅识》，2007）。

“霍州窑细白瓷属于高档瓷器，金元时期大多出土于富户之家。”山西省考古副院长、山西霍州陈村瓷窑址考古项目领队刘岩说。“2022～2023年霍州陈村瓷窑址”的发掘，在山西中南部、距离董氏村子以北的一百多公里外的霍州市进行，由此揭开霍州瓷器数百年烧制史。

这一发现，尤其因对金元时期出自霍州窑的高档细白瓷器来源的“破译”，而获得“202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文博时空邀请刘岩研究员，破除长期以来外界对“山西瓷器无名窑”的重重误解，解读各地晋瓷鲜明的地域特色，聚焦霍州窑数百年发展如何一步步成为继唐代邢窑、宋代定窑之后，在元代登顶“北方细白瓷制造中心”巅峰，并回答是什么造就了霍州窑在整个中国瓷器史上独一无二、仅小米粒大小如同“隐形”的支钉烧制技术。

被误解的山西瓷器：“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偏爱的珍品，为什么总有人说河北定窑产？

论山西地貌，表里山河：

吕梁、太行二山，翼护东西；五大盆地，纵贯南北。

依山河天险为屏障，构成的完整板块内，山西自北向南五大盆地相连，依次是大同盆地、忻定盆地（有忻州、定襄）、太原盆地、临汾盆地、运城盆地。

山西省地势图-霍州市（红色圆圈内）

因地理板块分割，山西瓷窑自北向南形成了形态各异的多元面貌。

大同，曾是为辽、金、元初三代五京之一（西京）。源于河南的乳浊釉——钧釉的风潮也吹到了塞外，大同浑源窑成为山西钧瓷生产重镇。

蒙元钧釉双耳三足炉浑源窑产品

1958年山西省大同市宋家庄至元二年（1265年）冯道真墓出土

图源：山西博物院网站

元月白钧釉玉壶春瓷瓶

1958年山西省大同市宋家庄冯道真墓出土

图源：大同市博物馆网站

元—明黑釉鸡腿瓶怀仁窑产品

1993年山西省怀仁县鹅毛口村怀仁窑址出土

此瓶肩部一周划写有“都酒使司”四个字；怀仁窑和大同窑均地处雁北

图源：山西省博物院官网

介休窑，在“技术输出”上表现最为典型，比如开先河的印花工艺、瓷质粘钉叠烧技术、“白地黑花”装饰风格，可谓宋代山西制瓷成就集大成者。

北宋白釉镂空熏炉介休窑产品

1958年山西省太原市金胜村出土

摄于山西博物院

霍州窑，金代以细白瓷为主流产品，元代时达到顶峰，成为“北方唯一细白瓷生产中心”，也是山西古陶瓷史上“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各阶层消费人群的瓷窑。

金霍州窑细白瓷印花浅盘（莲纹）刘岩供图

元白瓷划花卷草纹盖罐

霍州市陈村出土

摄于山西博物院

河津窑，其北宋的精细白瓷的白度超越邢、定白瓷；在金代有具备文人格调的书法艺术枕。当时，金章宗酷爱书法，字迹酷似宋徽宗，民间甚至讹传他是徽宗的曾外孙。全国宋金瓷枕中达到珍贵文物级别的有1786件，其中有168件为河津窑产品。

金白地剔花填黑书法八角形枕山西运城博物馆藏

上书“柴门掩石泉，夏日亦闻禅，冷落花边竹，馨香草里荣”，有瓷枕上最美书法之称，不输于名家手笔

此外，晋东南的长治窑（八义窑），有高品质的白地黑花山水制品，明显一时，比河北、河南白地黑花瓷的成熟期更早20年。

金白地黑花“风花雪月”八角枕长治窑产品

金八义窑红绿彩瓷碗

长治市郊北石槽砖瓦厂出土

红绿彩瓷，是长治窑另一类代表产品

图源：长治市博物馆官网

山西瓷器窑口，历代文献记载的涉及三十多个县；晋瓷遍地繁花，若论“花中之花”，北宋是介休，金元为霍州。

山西宋辽金元时期重要窑址分布图

图源：运城博物馆《晋陕冀豫宋辽金元陶瓷特展》

遗憾的是，相关的考古工作开展较晚，以致明珠蒙尘。

北京故宫收藏的一方瓷枕，乾隆皇帝珍爱有加，上有御题诗一首：

“瓷中定州犹椎轮，丹青弗藉传色粉。懿兹芳枕质朴淳，蛤粉为釉铺以匀。铅气火气净且沦，粹然古貌如道人。通灵一穴堪眠云，信能忘忧能怡神。至人无梦方宜陈，小哉邯郸漫云云。”

曾被乾隆误认为是定器的瓷枕，经过考古证实，实为“河津窑所产白釉珍珠地划花枕”。

金河津窑白釉珍珠地刻划折枝芍药纹腰圆枕

上有乾隆题诗

长期以来，山西瓷器的真容遮蔽在河北定窑、磁州窑等耀眼光环下，未能揭示出鲜明的特点。

定窑是宋代最有名的白瓷窑口，所谓“宋代五大名窑”的体系里，唯一北方入选而且主打白瓷的窑场；磁州窑是中国古代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产品以北方民间寻常人家最常见的“白地黑花”瓷器（前文多次提及）为代表。

简而言之，限于山西陶瓷考古工作所限，学界对于山西瓷器特点认识不足，山西的瓷器常常被笼统划入定窑系、磁州窑系。瓷器史上留下对山西瓷器的深深误解。

元白瓷玉壶春瓶霍州窑产品

山西襄汾县出土摄于山西博物院

“我在北大学习陶瓷考古，很早认识到山西陶瓷并非是外界对山西的固有印象。”2005年，刘岩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毕业，回到山西老家进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院）工作，“发挥所学借助考古手段重写山西陶瓷史，还原山西陶瓷的历史地位，也是我学生时代的理想抱负。”

兜兜转转，直到十多年之后，刘岩才从繁杂的考古工作中找到机会，真正进入自己所学的陶瓷考古领域。几年前，山西省考古通过了刘岩提出的一项学术规划：山西古代瓷窑址区域考古调查与重点窑址发掘研究。迄今为止，三个窑址发掘陆续完成。

2016年河津窑的发掘，首次在山西地区发现了制瓷窑、炉、作坊一条完整生产链条遗迹；2019年，刘岩担任考古发掘领队在山西省西北部的兴县西磁窑沟窑址发现了俗称的“柿黄色”或“柿红色”北宋瓷器产品，一种亮丽而鲜艳、极具山西地方特色的瓷器，被考古队员称为“山沟沟里的野花花”。这次“小而精”的发掘，填补了吕梁地区陶瓷考古的空白；2022～2023年，刘岩再次担任考古领队，对霍州窑开展了该窑发现近50年以来的第一次科学考古工作发掘。

“柿色彩”瓷盆兴县西磁窑沟窑址出土

霍州窑发掘的瓷窑址刘岩供图

（编号D15地块发掘区三维模型）

令人惊喜的是，三个窑址考古发掘，两个进入“十大”：河津窑、霍州窑的发掘分别入选2016年、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以陶瓷考古印证了山西陶瓷手工业的地域多样性，让人们重新认识山西古陶瓷真正的面貌，实现了学生时代的自我期许，刘岩内心颇为触动。

在接受外来影响的基础上，山西各地瓷窑在陶瓷产品和烧制技术方面多有创新。与之相比，“定窑、磁州窑在北方极具统治力，周边窑场则如同卫星窑场一样，制瓷面貌也相对单一、同质化，一定区域内大大小小的窑场形成了典型的‘定州系’‘磁州系’，因而相关窑口后续发掘难以做到填补空白或颠覆人们过往的认知。”刘岩说。

霍州窑，最早的记载出自元末明初文人曹昭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成书的“中国现存最早的文物鉴定专著”《格古要论》。书中写道，“霍器出山西平阳府霍州”，并认为霍州窑产品也是“仿定”之作，并借定窑之名自抬身价。

霍州窑也是《格古要论》中唯一提及的山西瓷窑。

明《格古要论》霍州窑的记载

上世纪70年代，文物部门根据这一记载在霍州陈村发现了霍州窑址。此后，除了学者研究采集瓷器标本之外，民间爱好者络绎不绝前往“捡瓷片”。“我刚参加工作时去过霍州窑，那时能够采集到大半个碗的瓷片。现在再去几乎见不到细白瓷。这十多年发生了很大变化。”刘岩说。

经过考古发掘借助窑炉、作坊、瓷片、窑具出土的位置，研究者还原了当时陶瓷手工业的生动面貌，更完整揭示霍州窑在历史上独树一帜的价值。

蜕变：从金到元，霍州窑“北方最后一个细白瓷高峰”如何炼成？

唐代，全国陶瓷生产呈现“南青北白”的格局，北方白瓷以河北邢窑为代表。至宋代，陶瓷真正深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国大部分人可以用上瓷碗、瓷盘吃饭。

“北宋开始，中国的瓷业生产进入大繁荣时期。凡是有瓷土资源、燃料、水源的地方都在生产瓷器。”刘岩说，“南北方影响力最大的窑场，比如河北定窑、磁州窑，河南汝窑、钧窑，陕西耀州窑，山西介休窑，浙江龙泉窑……”各地窑火遍地，一直到今天。

在山西，金代出现了精致工艺的细白瓷窑场，“主要有浑源、介休、霍州、河津。”，刘岩说。北方白瓷传统里的“明珠”细白瓷属于高档瓷器，相对于粗白瓷来说。山西大部分窑场即便有细白瓷产品，也并不显著，比如占总产量比例小，白度偏低，胎体偏厚。

霍州窑不一样。北宋末期，霍州窑问世，以生产粗瓷（如粗白瓷）产品为主。进入金代，霍州窑产品体系突破升级，细白瓷成为绝对主打产品，兼烧粗白瓷、黑釉瓷。

“霍窑细白瓷胎体洁白坚致、釉层稀薄光亮、釉色洁净明快，而且器类小巧多样。”刘岩说。

金霍州窑出土细白瓷刘岩供图

乍一看，这些白里透亮的瓷器大小，与现代人们吃火锅用的“小料碗”接近。

放眼北方，定窑仍然是金人治下的北方细白瓷中心，影响力辐射全国，“产量又大，质量又高”。作为竞争对手之一，霍州窑产品也行销金国统治区的大部分区域。

北到今天的内蒙古，南到河北，东到吉林，西到甘肃，都有山西霍器的身影。

金白瓷碟

吉林和龙市龙海M2出土

图源：《吉林和龙市龙海墓区M2出土的晚期瓷器》

金白釉“福禄招财”瓷碗

甘肃华池县李良子窖藏出土

分布虽广，霍州窑瓷器出土却并不多，山西博物院有集中展出区。

山西博物院霍州窑瓷器陈列殷殷供图

金白瓷印花水禽纹碗霍州窑产品

山西省朔州亚麻厂出土

摄于山西博物院

金白瓷印花水禽纹碗霍州窑产品

山西省朔州亚麻厂出土

摄于山西博物院

金白瓷印花童子戏莲纹碟霍州窑产品

摄于山西博物院

金白瓷印花花卉纹碟

霍州窑出土

摄于山西博物院

金白瓷印花水波纹碟霍州窑产品

摄于山西博物院

霍州窑瓷器多出土于富户人家以上阶层的墓地，典型如山西侯马董氏家族。“这和霍州窑瓷器的产品定位有关。尤其是茶器（茶杯）、酒具（酒壶）、高档餐具（小碗）一类精致而小巧的器物，不同于中低阶层消费人群大量使用的碗、盘。”刘岩说，“高档细白瓷，当时大部分人负担不起。这是霍州窑瓷器不可能大量出土的原因之一”。

定位于小型化、精品瓷器的霍州窑产品，在金代普遍有标志性的印花装饰、装烧技术则是在器物内底残留“涩圈”。

当时，定窑白瓷风格强势横扫，印花白瓷成为主流窑场审美风尚；进入山西地面，介休窑可能直接影响了霍州窑产品形态。

霍州窑出土金代细白瓷印花盘及其上婴戏莲纹（线图）

珠玉在前，近朱者赤。“霍州窑早期产品面貌，和早于它出现的介休窑基本一致。”刘岩说。北宋时期，介休窑走出山西本地，与辽的陶瓷贸易让它进入辽上京、辽中京等地并南下陕西、河南。

北宋白釉黑彩梅瓶介休窑产品

康平县张家窑辽墓群出土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介休窑也是北宋时期山西最具创造性而且技术输出实力的窑场：

北宋介休窑已开始使用单凸线组成的印花图案，比定窑同类装饰早半个多世纪，其后，金元霍州窑也普遍采用介休窑的作法；

北宋介休白瓷比定窑更纯白；

北宋“白地黑花”装饰风，引发后来金代北方地区白地黑花瓷器繁荣，出现一统瓷器市场的磁州窑系；

“改良版”的支钉叠烧技术，实现瓷器产量和质量的平衡，元代霍州窑可能直接借鉴吸收。

介休窑、霍州窑位置关系示意图

霍州窑印花凸显活泼灵动，纹饰内容较少，只见大雁、海马、水禽、莲池、婴戏、海水和团菊等纹样，不似定窑铺满器底的那般“繁缛”而且规整。

金代细白瓷涩圈印花盘（水波人物纹）

金代细白瓷印花浅盘（莲纹）

有学者认为，霍州窑印花的高超水平与当地发达的雕版刻书术有关，可能存在“百工互效”的技术交流。

金代掳取北宋国子监的图书，刻书中心也随之转移到了北方，主要是霍州窑所在的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山西平阳与浙江杭州、四川成都、福建建阳并列为“四大刻书中心”之一。

北宋-金定窑白釉印花云龙纹盘摄于上海博物馆

定窑的瓷器倒扣放置，坯体口沿接触支圈后有明显未施釉痕迹，俗称“芒口”器。而霍州窑器物为了避免瓷器间粘连，会将碗底釉色擦去一圈，再口朝下层层叠摞放置，形成一个“碗柱”，这就是“擦涩圈叠烧”技术。这一装烧技术提升了产量，却会影响瓷器美观。

金代细白瓷印花小碗（水波禽鸟纹），底部有叠烧形成的“擦涩圈”

元代，霍州窑脱胎换骨，采用独有的“支钉叠烧”技术，不再擦去器物内底部釉色而代以瓷泥浆的小粘钉在器底支撑。

霍州窑泥浆粘钉技术可能来自于介休窑，元代时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尖端”技术：其一，是粘钉尖尖的形态，其二，这种技术只有霍州窑工所掌握，是当时最先进的技术。

霍州窑如小米粒大小的支钉技术，在中国瓷器史上，独一无二。

元霍州窑白瓷高足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通体施釉，口缘镶嵌铜铰棱，器外底隐约5个偏橙色的支烧钉，器内底有5个极细支钉痕

当霍州窑完成技术迭代之际，一股元代瓷器新风尚引领各大窑场。

窑场纷纷打造草原风貌的新器型瓷器，以适应新一代统治者对中亚、西亚的金银器偏好的新需求，“陶瓷器因为便于成型的特点，可对金银器明显的直接的模仿”刘岩说。值得一提的是，融合金银器“入瓷”在历史上不是第一次。乾隆误以为是定窑出品的河津窑那件珍珠地划花瓷器，正是模仿金银器錾胎工艺烧造而成，起源于唐代，盛行于宋代。元代兴起的这一轮瓷窑场改弦更张的典型，如景德镇的青花瓷，霍州窑的白瓷高足杯、高足碗，介休窑的黑釉剔花、黑釉铁锈花嘟噜瓶、胡瓶。

元细白瓷龙柄小杯霍州窑出土刘岩供图

经过技术改良去掉影响美观的“涩圈”，打造时新的草原新器型，霍州窑终于抵达市场影响力的巅峰。

产自山西霍州有“小米粒”特征的精美小型高档瓷器，通达元朝廷史无前例的统治区的南北四方。

集宁路（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一带）为元代建置，始建于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是草原与中原地区商贸交易的重要场所。

向北，经过集宁路故城中转，霍州窑瓷器进入今内蒙古（包头市燕家梁遗址出土），深入广阔漠北一带，抵达元故都、蒙古帝国的权力中心哈剌和林（今蒙古国前杭爱省额尔德尼昭北）。

蒙古国元代和宁路故城遗址内的霍窑白瓷标本

内蒙古额济纳旗元代亦集乃路故城出土的霍窑白瓷标本

向东，抵达吉林（敦化市双胜窖藏出土）及河北黄骅海丰镇元代贸易港口；向西，进入陕西（西安市元后至元五年（1339）张达夫及夫人合葬墓出土）、宁夏（固原市开城墓地M68出土）；向南，出现在浙江杭州。

实际上，霍州窑瓷器出现在元大都（北京）、元中都（张北）、元故都（哈剌和林），“很可能已经进入了宫廷消费。”刘岩说。

这种通达能力背后关联着元代才出现的一类新型交通运输网：驿站组织。驿站，本来是蒙古汗国征服时，用于传递军情和运输物资的军事需要，后来成为元朝政府的“神经和血液网络”和商贸要道。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霍州站马五十四匹”，霍州驿站成为当时冀宁（太原）至平阳（临汾）之间的重要驿站之一。顺着这张元治下“毛细血管”通路，霍州窑进入上流社会，成为古代山西走得最远、广受欢迎的瓷器。

当霍州窑蒸蒸日上时，细白瓷领域老大哥定窑已经衰落了。“元代以后定窑不再生产高档细白瓷了。或许是原料用完了，也可能改朝换代导致原来的服务对象不在了。”刘岩解释称。

霍州窑在陶瓷史上的位置清晰起来：继邢窑、定窑之后，中国北方唯一细白瓷中心，“也是当时全国质量最高的细白瓷窑场”。

元末至明代，磁州窑典型陶瓷器型——“白地黑花”瓷覆盖了整个北方瓷器消费市场。霍州窑也融入了这一流行趋势，瓷器产品代表了这一时期北方地区白地黑花瓷的最高水平。

明白地褐彩花卉纹碗霍州窑出土

霍州窑市场辐射面收缩，成为山西南部的地方窑厂。靠着数百年积累的底子，霍州窑为明代藩王府用瓷和孔庙烧制的礼制祭祀用瓷，“这种特殊目的的生产活动，应该是在窑场一小块区域集中生产”，服务于山西地方的政治文化中心。

编号D7地块发掘区航拍全景（东向西）刘岩供图

明代制瓷窑场：由一座窑炉和三孔砖券窑洞构成

霍州窑过去没有任何痕迹显示在生产藩王府用瓷，不见于史籍或陶瓷器的发现上，“此次发掘属第一次发现，带来了新认识，填补了空白。”刘岩说，“经和景德镇等其他藩王瓷作对比，年代基本确定在明代早中期。”

龙纹是藩王瓷最基本的装饰，象征皇室地位。起初，主要是景德镇官窑烧制，后来民窑也参与其中。明初中期，藩王瓷龙纹多采用退居次位或不再为当朝所用的龙纹形态，甚至是地位较低的四爪龙纹（尹翠琪，2023）。

明细白瓷矾红彩五爪云龙纹碗（藩王府用瓷）霍州窑出土

封藩在山西的明藩王有三位，朱元璋第三子朱棡被封在晋中太原的晋王；第十三子朱桂被封在晋北大同的代王；第二十一子朱模封在晋东南长治的沈王，“但尚无法判断霍州窑到底供应给哪个王府”。

“霍州窑从金到元、从元到明的连续蜕变，可能与朝代更替、瓷业生产资源变化、消费市场和对象变化等有关系。”刘岩说。

伴随标志性产品细白瓷的落幕，霍州窑在中国瓷器史上的位置被定格。从金代的侯马董氏富户、元代都城的达官显贵，到明代藩王，霍州窑长期服务于中高端消费人群，这一点未曾改变。

在霍州陈村村东一个发掘地点，有厚达两层楼高（近6米）的瓷业文化层堆积。刘岩说，“几百年里，周边窑口没有更换地点。”这“两层楼”始于金代作坊的废弃，之后，其上形成了窑业废弃垃圾倾倒场，元代、明代和清代又依次在此生产、废弃，慢慢就形成了历朝历代的瓷业层层叠叠的文化层堆积。

编号D25 地块发掘区三维模型（西北向东南）

金代、元代、明代和清代的烧瓷历史“地层书”

数百年时光，霍州窑漫长烧造史，压缩在近6米高的空间内，形成一本瓷器地层史书。今天的人们，以考古的力量一层层翻阅其承载的厚重故事。

山河之间，霍州窑“核心技术”的源泉

河，是唯一的汾河；山，是无处不在的矿山。

汾河，山西人的“母亲河”，发源于吕梁山北端，向南串联起太原盆地、临汾盆地，从西南方注入黄河中游。

陶瓷生产过程中会使用大量的水。霍州陈村坐落于汾河西岸，汾河常年不断流，为霍州窑提供瓷器生产第一项必备条件：稳定的用水。

霍州窑，地处汾河西岸、近霍州市西部

霍州所处的临汾盆地紧连运城盆地，和关中之地仅仅一河之隔。依托黄河水运、渡口之便，霍州窑得以走出山西，行销陕西等地。

霍州陈村的地理优势，放置于古代场景才能直观体会。以关中为统治中心的朝代，往往视临汾、运城一带为拱卫京畿的东大门。史籍记载，周武王分封天下，兄弟管叔、蔡叔、霍叔监视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三位封君却联合武庚作乱，爆发了有名的“三监之乱”。霍州这片沃土，正是得名自周朝王室成员、武王至亲霍叔的封地，霍国可能在此建都（考古尚未发现相关遗迹）。公元前661年，霍国被晋国所吞并。

关中盆地及运汾盆地（运城、临汾）位置示意图

（霍州属于临汾市）

关中平原城市群规划范围图（霍州属于临汾市）

2018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2017—2035），这是关中平原地理板块整体性在当今的体现

漫山遍野的煤矿，是山西数代炉火不灭的基础，也为霍州窑的发达提供了第二项必备条件：燃料。

不仅如此，在北方地区，瓷土往往是煤层的伴生物，煤层和制瓷的原料（黄灰色的坩土，即瓷土）交替分布。“在霍州窑址西部山区的山沟里，已经发现了一处瓷土埋藏区，确定了霍州窑瓷土原料来源和分布区域。”刘岩说。

刘岩在霍州窑考古发掘现场受访者供图

山西拥有质量比较高的瓷土，这是第三项必备条件。

缺一不可的三项必要条件，造就了霍州陶瓷业的兴盛。

霍州窑最引以为傲的是元代的细白瓷（支钉）产品，恰恰以霍州窑使用的细白、高含铝量的瓷土为基础。

“如果是粗白瓷，破碎的瓷器断面会呈粗大的颗粒质感，颜色也不会呈细白状。霍州窑的瓷土经过相关机构检测，结果显示有很高纯度的白色，所以稍微加工就制作细白瓷。”刘岩说。

瓷土含铝量高，会有较高的硬度。那么在高温烧制过程中，瓷器不会轻易变形倒塌。

未成型的瓷器摞起来烧时，用“支钉”提高瓷器产量兼顾外观，这一技术早已出现在瓷器史上。支钉的使用，有多有少，有大有小。

雁北窑场浑源窑瓷器内底曾出现过围成一圈的9个体积较大的支钉。

金白釉印花碗

山西省大同市下王庄出土

碗内底一周有9个椭圆形支钉痕

图源：山西博物院网站

如何让支钉“隐形”，让瓷器看上去几乎没有瑕疵，通体透白？霍州窑工匠创造出了瓷器史上内底支烧痕迹最小支烧技术：五粒泥浆粘钉间隔。

比芝麻还小的支钉痕

“少”而“小”的支钉技术，对应要求产品形态不能太“大”，否则支钉支撑不住。“工匠们发挥高超技法最终能够做出精美陶瓷产品，是建立在充分认识泥料特性，掌握了烧制工艺原理之上。”刘岩说。这是造就霍州窑细白瓷的秘密。

早在宋代，介休窑已经出现细白瓷支钉，3～7个数量不等。“介休窑未做考古发掘，具体情况还不非常清楚。”刘岩说，“霍州窑支钉技术可能源于介休窑”。霍州窑在金代已经出现了“5个支钉”的烧制技术，至元代，这一技术才真正稳定而持续。“市场对此类小件器物形成旺盛需求，持续而大量的产品输出，催生了霍州窑标准化生产，进而形成稳定的制瓷技术。这意味着霍州窑瓷器烧制有产业化运作的可能”，刘岩说。

或许出自某种技术共识，最让后来者神往的宋代官窑汝窑的支烧技术，也形成了稳定的5个支钉。不同的是，追求质量胜于产量的汝窑，并非采用多件相垒的叠烧法（汝窑以一匣钵装烧一器，并“裹足支烧”，即底足用釉包裹不露胎）。因而，支钉痕在器物外底，内底也一点不留痕，瓷器更通透美观。明代学者高濂形容汝窑支钉之小，“底有芝麻花细小挣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