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文 东方学里的“东方”，同地理学不太一样。

地理上的“东西方”是相对的，从欧洲视角看，美国位于大西洋西岸，当然是西方，从亚洲视角看，美国在太平洋以东，也可谓东方，在全球化的视野里，哪有什么“东西方”？

可脑力过度的欧洲人，就如同自信满满的中华先人一样，偏要从相对里搞出个绝对来，本来相对的“东西方”，被绝对化以后，就变成了欧化的“天下观”，以划分“东西方”，作为欧式“华夷之辨”，其“西方”中心论，即以“西”为“华”，亦即宗教正确和政治正确的代表，视“东方”为“夷狄”，当作假想敌。

作为一门学科的“东方学”研究，始于1312年维也纳宗教会议，因为会议决定在巴黎、牛津等地正式设立阿拉伯语、希腊语、希伯来语和叙利亚语的教职，该会议，将希腊语、希伯来语都划到“东方学”的范围内，完全不同于我们现在的看法。

现在的看法，是通过文艺复兴运动形成的，运动中，希腊从东方回归于西方，成为了欧洲人文化认同的对象。

而中世纪的欧洲，知有罗马，未知希腊，就连罗马，也不是那个曾经希腊化的罗马，而是属于基督教的罗马，而且基督教，也不再是那个在希腊化世界里兴起的原始基督教，而是“脱亚入欧”的罗马天主教。总之，希腊被边缘化、东方化，希腊化的基督教也被叫做“东正教”，虽为“正教”，但属于“东方”。

一个没有希腊的西方

没有希腊的“西方”，还算个什么“西方”？

即便在地理上，相对于中国，可以叫做“西方”，在文化上，还可以叫“西方”吗？有教皇和教会，并不能完全代表西方，因为一寻根，你就会发现，基督教的根源不在西方。

在哪里？在东方，在古埃及，摩西出埃及，《旧约》当然也出于埃及，而且可以说是对古埃及的叛逆，一出生，就成为了文明古国的逆子，却又有着血缘和地缘的联系，如果说西奈山是《旧约》出生地，那么它的文明的孕期，必定从埃及古王国就已开始，文明的新生儿，要由新神来接生，接生者即耶和华，新生儿就是“摩西十诫”，它长大以后，长成了基督教的《圣经》。

据说，最早的《圣经》也是“西奈山抄本”，考古证明，这抄本出自1600年前，用希腊文写成，可以说是希腊化世界的历史遗产，是“二希”文明——希腊与希伯来结合的产品。

尽管文明的周期，已有了从古代、中世纪到近代和现代的好几个轮替，可西奈山依旧还在，三千年前的摩西，究竟从哪一个山口进入，终于登上了哪一座山头？虽然至今无考，但其作为地质意义和地理意义的山脉亘古未变，还在今日的埃及。

作为西方文明的根本之地，却位于其意识形态地图的“东方”，中世纪，“东西方”文化大换位，基督教跑到欧洲去，立教会，做教皇，而西方则把一个希腊化的世界留在了东方。

换位产生错觉，来自东方的，却以为代表西方，从西方去的，反被当作东方，此与罗马帝国分治有关，西罗马拉丁化，东罗马希腊化，希腊化世界的历史遗产都集中在东罗马。

流放希腊，西方就黑暗了？倒退是有的，黑暗还不至于，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以前，还有过一次“卡洛林文艺复兴运动”，“复兴”什么？当然不是以希腊化“复兴”古希腊，而是以拉丁化“复兴”希伯来和古罗马，人称“欧洲第一次觉醒”。

当时，文明倒挂，罗马早已倒下，在一片野蛮的欧洲风土中，无所适从的罗马人，带着罗马文化，往何处去？

血雨腥风中，他们终于想起了那位被人谋杀的罗马英雄凯撒，他在生前已为即将成长起来的罗马帝国，预留了一个文明的退步，他在远征高卢之后，便船渡海峡，马踏英伦，那真是“两千年前不列颠，帝国基因凯撒传”，故当帝国崩溃时，若问那时罗马精英都去哪了？他们也渡过海峡，被凯撒引渡到英国去了。

逃过了欧陆蛮族的铁蹄，来到英格兰落脚后，又遭遇了维京人的海上野蛮风暴。于是，再逃，逃往爱尔兰，这与“五胡乱华”时的中原人士逃往凉州的情景相似，因此，有人说爱尔兰就是“西方的凉州”，在西方的尽头，留住了罗马文化的根。

可维京人并未停止他们入侵的脚步，从英格兰到爱尔兰，英伦三岛，退无可退，故又复返欧陆，引发文艺复兴。

因此，我们可以说，英国成为了卡洛林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个古罗马文化的源头，当第一个“觉醒”起来的欧洲人——查理大帝，睁眼看文明时，于遍地蛮荒之中，所见一人，便是来自英格兰的阿尔琴，他从来人身上，看到了文明之光——“拉丁七艺”，谁能想到那“七艺”能助他官升一级——从国王到皇帝？

可大帝就是大帝，他不但想到了，而且做到了，他通过文艺复兴运动，不但使自己从国王变成皇帝，使国家从王国变成帝国，他还要更进一步，使帝国成为第二罗马帝国，这还不够，还要加上“神圣”二字，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然此二字，一来基于信仰，二要求助教皇，他做皇帝，得由教皇册封加冕。

为了“神圣”，他重启希伯来，回到《圣经》的源头，指派阿尔琴，收集各种《圣经》抄本，比对校勘，统一文本，并译成拉丁文，作为天主教通用的定本，还对基督教文献进行大规模抄写和修订，颁布《卡洛林书》统一罗马教义及其教仪。

这一切兹不赘述，在教皇的加持下，终于为他赢得了“皇帝”的称号，但需要册封的“皇帝”，还是真正的“皇帝”吗？不是说“凯撒的归凯撒，耶稣的归耶稣”嘛，为什么教会一掌权，就改变了初心呢？或曰，此乃文明驯服野蛮之使然。

西方文明形态有二，一曰国家，二曰教会。

国家先于教会，古代就已发展充分，观其形态，有城邦国家、联邦国家，还有帝国。城邦虽小，宜于人性，然国之运行，自有本分，做大做强，乃其本能，故以利益驱动，形成国家利益共同体——联邦，“神圣罗马帝国”就是一个中世纪联邦国家，“皇帝”由各国“帝选侯”认同产生，由教皇册封，并加冕，因此，在伏尔泰看来，它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

然而，当时的情形，并非如此，查理大帝追求“神圣”，重启“罗马”，以文艺复兴开了个再造“帝国”的头。

希腊化世界在此

可有一个真正的罗马帝国、一群说着希腊语的罗马人，就在一旁看着，并嘲笑着，什么“神圣”？分明是小偷。

那些《圣经》译本，都是从希腊语偷去的，最早的《圣经》抄本——“西奈山抄本”，不就是用希腊文抄写的吗？

那时，东罗马帝国刚好经历了一个希腊化时期，做了两百多年的希腊化功课，想把亚历山大大帝留下的希腊化世界的历史遗产都据为己有，因此，不但对帝国国体和政体进行了希腊化改造，改造成为中世纪君主制国家，还把基督教希腊化了。

至于“罗马”，那就更别提了，有“罗马”真人在此，“帝国”本尊在上，一对照，不就看出了由蛮族小王凑合而成“帝国”的真相？“帝国”非架子，亦非愿景，充满了集权的意志，高扬其扩张的野心，以“皇帝”为绝对理念开显其政治实体。

所以，真正的“皇帝”，必须“神王合一”，能使教权和王权统一，故此“皇帝”，不能说拉丁语，必须说希腊语。

“皇帝”之于东罗马，有三种称呼，常见的，叫做Βασιλε（Basileus），为古希腊人对国王的称呼，与古罗马的Au－gustus（οΣεβασ）并用，15世纪，始以Βασιλε为“皇帝”正名，称为“BasileustonHellinon”——“希腊人的皇帝”。

另外两个称呼，一个来自希腊语对罗马皇帝的翻译，称“皇帝”为“军事首脑”，另一个则称之为“宇宙的主宰”。

此三者，表明“皇帝”三项权力——王权、军权、神权，然此“皇帝”非彼“皇帝”，论“神圣罗马帝国”，孰能名副其实？查理大帝未能“神王合一”，彼乃一“军事首脑”而已，君权神授，“皇帝”权利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由教皇以神权赐予。

欧洲第一次文艺复兴运动，就这样在古罗马帝国境内，划分出“东西方”，此与古罗马时期，将罗马分为东、西有别，那是出于扩张目的，将同一个罗马，分为两个政治实体，此乃古罗马帝国解体，分为“东西方”——两个对立的文明体和政治体。

西罗马早已灭亡，可灭亡了西罗马的蛮邦，却要通过文艺复兴运动来以西罗马自居，这让尚在的东罗马情何以堪？未能如中国明朝驱逐鞑虏，光复故土，这倒也罢了，还要被蛮邦自命正统高压一头，是可忍孰不可忍？就因为教皇占据了罗马城。

罗马是西方的中心，以中心地位立国，那便是“中国”，所以，我们可以说“罗马”就是西方中心论里的“中国”——中央之国，教皇居西方之中土而定天下，故其世界观里，以蛮夷为东方，同“中国式天下”不同的是，它以“东西方”地理方位指论，而非以直接的文明定位确认，此乃因其文明底气不足。

其于欧洲，未能“定于一”，当时最大阻力，就在于东罗马，因为它知根底。

在它看来，什么“神圣罗马帝国”，有个“罗马”就“帝国”了？说到底，还要看有没有真正的“皇帝”；有个教皇就“神圣”了？论基督教，“罗马”算什么？还得看君士坦丁堡。

若无君士坦丁大帝以基督教为国教，何来教皇“神圣”？若非大帝一纸“米兰敕令”，基督教还得在黑暗中混。

来看看吧，真正的“皇帝”究竟何等模样！

“皇帝”，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性，他可以召开宗教大会，任免教会领袖和高级教士，其居所被称为“神圣皇宫”或“圣宫”，高级官员可以亲吻皇帝的右胸，低级官员只能吻皇帝的脚。外国使节以跪姿行礼，他们都没有先开口跟皇帝说话的权利，只能等皇帝通过侍官发问时才可作答。

这是中世纪欧洲的西方中心论，所要解决的第一个“东方”问题——东罗马问题，解决问题，从正名开始，首先解决名称问题，“罗马”不分东西，只有一个，因此，改称东罗马为“拜占庭帝国”，如此一改，东方意味盎然，去东方化便名正言顺。

其次，教皇立个“皇帝”，与东罗马对峙，使“皇帝”相争，教皇得利；接下来，便是十字军东征，伊斯兰反击，东罗马夹在中间，前门拒虎，后门引狼，十字军打击伊斯兰的同时，顺便也打劫一下东罗马，左打一下，右打一下，东罗马散架。

十二世纪，欧洲城市兴起，北有波罗的海口岸的吕贝克，南有地中海的威尼斯，以及以它们为中心的城市群及其结盟运动，历史形态仿佛又回到了欧洲古典时期。这些城市为了证明其存在的合法性，也为了树立它们的榜样，重新发现了古希腊。

于是，希腊化取代了拉丁化，适逢奥斯曼帝国兴起，击溃东罗马，罗马人出逃，希腊遗产回家，从此回归西方。

文艺复兴的拜占庭人

这一时期，有两个代表人物，赫里索洛拉斯和贝萨里翁，他们分别从东罗马出发，先后来到意大利讲学，不停地说着希腊语，说着说着，就说成了文艺复兴的先知，说成了那个时代的巨人们的老师，在其影响下，“言必称希腊”成为时代风华。

他们的劝学活动，散发古希腊诱惑，其学生被师说感召，从神往古希腊，向着遗产抢救行动转化，转向东罗马，深入图书馆，读书，抄书，搜书，藏书，然其重点已非《圣经》，亦非13世纪就已成为经院哲学代表的亚里士多德，而是柏拉图。

贝萨里翁拥趸柏拉图，为了回应时人对柏拉图的批评，他在《反对柏拉图的诽谤者》一书中，强调柏拉图哲学与基督教神学相通，以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互补，他认为，亚里士多德是自然哲学家，柏拉图是神学家，这在当时，是对柏拉图的抬举，因为经院哲学时代有一句名言——“哲学是神学的婢女”。

这本书，开创了一个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开启了一个时代——东西方融合的时代。他的“东西方”，其实就在欧洲，就是那个将东罗马和西罗马联合起来的欧洲，他主张，欧洲的“东西方”，如同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能够互补，希腊语和拉丁语可以并用，从教会到国家，实现大联合，对抗奥斯曼人的侵略。

若其愿望成真，阻止了奥斯曼人的入侵，那么今日土耳其，就应该是东欧的一部分。可惜的是，欧洲历史的包袱太重，“东西方”政治的鸿沟太深，而罗马教会又太过于西方中心论，致使“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梗阻，难以达成欧洲文明的统一性。

但他的提倡，却促进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他不但用柏拉图的“灵魂论”为文艺复兴运动提供了思想解放的灵魂，还用“理念论”为“创世说”提供了一个形而上学的理性文本，更以“摹仿说”为艺术形式提供了理念的标准，如果说达·芬奇的画作《蒙娜丽萨》，是对“人的理念”和“美的理念”的“摹仿”，那么佛罗伦萨的“柏拉图学园”便是他老师卜列东对古希腊的“摹仿”。

众说纷纭的“亚、柏之争”，被他的“反对”终结了，此文一出，“诽谤”打住，不但把老师从“新异端柏拉图主义者”的指控中解救出来，还把运动推到西方哲学史的新高度。

他主张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虽未达成欧洲一体化的政治格局，但在威尼斯却别有建树，尤其在建筑艺术上，明显可见“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影响，例如，威尼斯的标志性建筑——圣马可大教堂，就开显了一个“东西方”融合的文明样式。

西方中心论，如一堵坚硬的墙——意识形态墙，隔着“东西方”，他要“文化交流”，就得在墙上开个门，开个窗，而威尼斯，就是他在拉丁化的世界之墙上开辟的希腊语的人道之门，开放的柏拉图的灵魂之窗，同拉丁语一道重塑“东西方”。

在那里，他有一个私人图书馆，收集古代藏书746卷，其中有482卷是希腊语手稿，有关柏拉图的书80卷，去世前，他把所有藏书都捐给了威尼斯，在给威尼斯总督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几乎全世界的人都聚集到你们的城市，尤其是希腊人。

然而，这又如何呢？用城邦国家来推动文艺复兴，就能改变西方中心论，让“东西方”文化实现平等交流吗？

似乎不能。可能的是，“中心点”会变，而“中心论”不变，例如，加洛林文艺复兴的中心点是“罗马帝国”，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中心点却改为“雅典城邦”，这当然是由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形态所决定的，但帝国也好，城邦也罢，都不会、也不能改变其“中心论”的意识形态，改变的只是叙事方式。

加洛林文艺复兴的西方中心论，是以教皇和教会为中心的历史叙事，以此认定，既使“神王合一”，也不能“合”到代表王权的“皇帝”头上，而应该“合”到代表神权的“教皇”头上，即便“凯撒的归凯撒，耶稣的归耶稣”，那也应该是耶稣高于凯撒，“教皇”主导“皇帝”，“西方”战胜“东方”，可没想到的是，在一个已然历史形成的既定的旧格局里，新的突破来了。

突破来自地中海边的城邦国家，领头羊是威尼斯和佛罗伦萨，他们在文艺复兴运动中，找到了自己的国家原型——雅典城邦，不是“皇帝”，亦非“教皇”，而是“民主”，是“民主”带来了突破，而“民主”的根源，就在雅典，它们前来寻根。

走出东西方走向太平世

复兴古希腊，要复兴什么？不是要全盘复兴那个希腊化世界，而是要弃其糟粕——“皇帝”，取其精华——“民主”，如此这般的一弃一取，在希腊化世界内部，就产生了一种新的“东西方”叙事——“民主”的雅典与“专制”的斯巴达的冲突，这还是古希腊内部的“东西方”冲突，在外部，则有波斯帝国。

雅典与波斯之争，成为古代世界里最具典型意义的“东西方”冲突，“东西方”之于欧土，一如中国“南北朝”，有个中原中心论，即以中原王朝——北朝为正统，以南朝为过渡性的临时政权，而欧洲则以西方为中心，为正统，以东方为异端，相比之下，中国的“南北朝”问题，尚能于中国式的天下观里自行解决，而欧洲则将其“东西方”的内部冲突外溢，在一个全球化的方案中，以西方中心论来划分近东、中东、远东，宣示其主导权。

然而，外溢的“东西方”走向，并未扭转内爆的欧洲，中世纪两个罗马帝国的“东西方”之争，近代亦未稍歇，先是转化为神圣罗马帝国同以拜占庭帝国自居号称“第三罗马帝国”的俄罗斯的冲突，继而拿破仑又以法国革命的大炮终结了神圣罗马帝国，与俄罗斯展开新一轮的“东西方”冲突，于是，全欧洲联合起来，打败拿破仑，结果如何？“东西方”换位于英、俄。

当海权时代来临时，“东西方”又有了新主张，以“海权”代表西方，“陆权”代表东方，以英、美为“海权”代表，德、俄为“陆权”代表，当“海权”与“陆权”在欧洲冲突时，其战争的外溢，便转化为两次世界大战了，中国未能幸免，亦被卷入其中，结果呢？“海权”胜利了，另一个“陆权”——苏联又崛起了，“东西方”冲突依然，美、苏争霸，苏联倒下，然而，俄罗斯又崛起，欧洲还在冲突中，中国能走出“东西方”老格局吗？

以“三世说”论史，中华天下为“据乱世”提供了一个文明样式，展示了一种“大同”理想，表达出人类的希望，以之经由“据乱世”而开启“升平世”，可以转化为自由民主的价值，引导全球进入一个大的历史周期的“第三世”——以全球化为目标，以太平洋为标志，下一盘人类大棋——“太平世”。

新世纪要有新思维，若思想还被困于“东西方”，那么太平洋就不太平，要来的，就不是全球化和人类的“太平世”，而是新的世界大战。但形势正在改变，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全球化成为必然，古老的中国梦——天下为公、人类大同，再度复兴。中国有一张五千年文明的大床，可以容纳世界共和与人类大同的梦想。中国有最高的山，号称“世界屋脊”，守望最大的海，叫做“太平洋”，若以“太平世”为梦想，那“太平洋”，就是“中国梦”之洋。

徐继畬说，他不是在中国，而是从美国看到了先王之道的“天下为公，人类大同”的梦想。他多么希望，中国梦与美国梦在太平洋相逢一笑，那太平洋就真“太平”了，世界历史的大周期也就完成了。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