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约翰逊（Simon Johnson）与罗宾逊（James A.Robinson），理由是他们对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阿西莫格鲁和约翰逊都是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教授，罗宾逊是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的教授。三位学者各有所长，在制度经济学领域长期开展合作。学界一旦提到他们姓名首字母AJR，大家就大致明白接下来涉及的内容。他们发表的专业论文极多，在过去十几年里也陆续形成四本专著，分别是《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2006），《国家为什么会失败》（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2012），《自由的窄廊》（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2019）以及《权力与进步》（阿西莫格鲁与约翰逊，2023）。

制度经济学曾是经济学中的显学。上世纪9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先后颁给了科斯（Ronald Coase）、诺斯（Douglass North），表彰他们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的贡献。新制度经济学在全世界火了一阵，但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逐渐冷清下来。这个现象令人深思。经济学家并非不再关心制度，而是想更明确地界定制度，更深入地研究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但在这个过程中遭遇到了困难。

科斯定理确实可以从一个特定角度解释制度变迁，但无法回答“什么是制度”这个基本问题。诺斯的野心更大，试图构建一整套制度变迁理论，并用以解释欧洲历史的演进。但他也遭遇同样的挑战，无法精准界定制度或描述制度。诺斯直到晚年还在不断尝试，希望引入多种新兴经济学理论来界定制度。他尝试了演化博弈论、行为经济学、神经元经济学等诸多方法，结果都不太成功。正在新制度经济学家一筹莫展之际，阿西莫格鲁领衔的AJR横空出世，倡导用实证方式研究制度，为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开辟了新思路。

很多学者最早都是通过2001年《美国经济评论》上的一篇论文认识这三位作者的，论文题目是“比较发展的殖民地起源：一项实证研究”。这篇论文提出：今天各个国家的经济绩效存在显著差异，国富国穷，这种差异能否通过历史上的经济社会制度加以解释？

众所周知，欧洲人从16世纪开始向全世界殖民。许多国家在历史上都有被殖民的经验，甚至被不同国家的殖民者反复殖民，直到二战结束才陆续摆脱这种境况。有些国家早已从阴影中走出，甚至转变成经济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美国自然也是一例；而另一些国家却迟迟无法摆脱困境，至今仍挣扎在温饱线上，如以刚果为代表的众多西部非洲国家。

当年欧洲人在不同的殖民地采用不同的管理政策，建立不同的经济制度。在某些殖民地，殖民者的目标明确，就是剥削当地土著，掠夺自然资源以获取短期利益。殖民者没想过在殖民地长久居住，对土著缺乏兴趣，只想从他们身上“捞一票”就走。这些殖民者建立的经济制度可以称为“攫取性制度”。在另一些地区，殖民者的表现大为不同。殖民者想要在殖民地定居，想要真正投入建设殖民地。为了自己和后代的长期利益，他们把欧洲的政治经济制度搬到殖民地，在当地传播现代科学知识，逐渐把殖民地建设成“新欧洲”。基于这种理念，他们在殖民地建立起一种“包容性制度”。

到了今天，殖民者早已离开，但是当年“攫取性制度”与“包容性制度”的影响没有消失，而是通过法律、习俗、文化、道德等方方面面流传下来，对于今天的经济活动产生影响。要认识这些影响，需要在技术上区分制度与经济绩效的互动，却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AJR创造性地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问题，他们找到的工具变量是当时欧洲人在各个殖民地的死亡率。

很多历史文献记载，欧洲人到达殖民地尤其热带殖民地之后，难以适应，总是为疾病困扰。疟疾、黄热病和肠胃病，都曾导致殖民者大量死亡。面临高死亡率威胁，欧洲人放弃定居，就更有可能推行“攫取性制度”。而在另一些殖民地如新西兰，殖民者发现这里山清水秀，自然环境比欧洲更优越，更适合居住。欧洲人想要在这些低死亡率殖民地定居，自然倾向于推行“包容性制度”。通过死亡率这个工具变量，AJR有效地拆解了制度与经济的交互关系。他们证明了，历史上的制度对于今天的经济发展水平确实具有影响。

这篇论文影响极大。此后二十多年间，相似的研究不断出现在经济学顶级学报上。经济学者意识到，虽然我们还不能从概念上精确定义制度，但只要找到具有鲜明对比特点的制度，或者说“自然实验”，就能有效进行比较研究，这种方法在各种环境下都广泛适用。

但是这篇文章也受到很多学者的批评，AJR做了正式回应，却并没有真正平息质疑的声音。质疑最初主要集中在技术层面。第一，经济学者认为实证研究结果不稳健。样本选取的数量偏少，统计上不太可靠。目前全世界只有两百余个国家，历史上的殖民地不过数十个，而且并非每个殖民地都有可靠的历史数据。有学者发现，只要在样本选取或计量方法上做一些调整，他们的研究结论就可能变得不显著。第二，历史学者认为研究数据不可靠。研究涉及长达数百年的时间段，全球各个殖民地的发展历史又截然不同，各有各的背景。阿西莫格鲁等不得不采用二手乃至三手的数据，也没有能力对于数据背景进行深入检验。如今学术分工已趋于严密，很多历史学家终身只钻研某个国家某个阶段的历史。对于这类学者而言，阿西莫格鲁等对待历史数据的态度让人无法接受。

阿西莫格鲁等并没有继续回应这些质疑，而是以这篇文章为基础，继续建构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2006年，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合作的《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出版。这本书把整体社会抽象成精英和平民两个阶层，两者之间通过税收进行收入分配。阿西莫格鲁等根据模型推演指出，民主社会得以巩固的条件是消除推翻民主的潜在动力，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考虑多个因素，包括市民社会的力量、经济不平等的程度、经济结构、全球化的影响等。他们在此构建了一个制度经济学体系，而在下一本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他们则从实证的角度全面描述了当代一些国家成功、另一些国家失败的制度原因。这本书延续了他们2001年论文的思路，从“包容性增长”和“攫取性增长”两类不同制度出发，解释国家长时间段的经济绩效。简单地说，前者倡导机会平等，在增长过程中让绝大多数人分享到经济收益，福祉有所提高；而后者不关心机会平等，只有少数人在增长过程中受益，绝大多数人与此无关。这种经济制度最终决定了国家的命运。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各领域都引发激烈争论。很多人对他们的研究赞不绝口，而批评声音也再一次出现，且这次的批评开始聚焦于他们的方法论。

有学者指出，阿西莫格鲁等对于制度缺乏明确定义，什么是包容性增长，什么是攫取性增长，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界限，比较也就无从说起。包容性制度与过去制度经济学家强调的产权明晰、私有产权保护、王权受到约束、对外自由贸易等存在怎样一种关系，这点必须予以说明。如果一个国家明晰界定产权，但不对外开放自由贸易，此时它是否算是采用包容性制度？阿西莫格鲁等在没有明确概念之前，就开始利用这个概念解释国家的成败。如果说成功国家采取的是包容性增长，失败国家采取的是攫取性增长，那么就犯下同义反复、循环论证的错误。

也有学者指出，阿西莫格鲁等没有深入研究制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现在的制度经济学者与诺斯等老一辈学者相比，不太处理意识形态等问题，因为它们很难被量化。可问题在于，经济制度与文化、宗教、习俗等意识形态存在密切联系。阿西莫格鲁等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强硬，坚持认为文化、意识形态与经济绩效之间并无直接关系。他们只研究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等正式制度，前者只可能在正式制度下发挥作用。很多学者对此无法接受。

阿西莫格鲁等似乎并没有被批评意见困扰。他们一方面坦然接受理论的局限性，一方面继续扩展理论的解释范围，推广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并没能重建制度经济学理论体系，现有研究也存在瑕疵，但确实带动了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复兴，引发众多讨论和关注。诺贝尔经济学奖认为他们对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作出贡献，这个判断无疑是正确的。

来源：文汇报

作者：梁捷（上海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