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健康/文

李泽厚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说，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对资本问题的思想主张的全部特点，可以用孙中山自己的一句话来概括：“夫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李泽厚|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年6月

此话出自1912年4月16日，孙中山向同盟会上海南京路机关发表的演讲，只不过李泽厚只引用了话的前半截。还有作为补充说明的后半截：“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

所以，孙中山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是，民生主义不反对资本，反对的只是垄断资本家。

检索《孙中山全集》便可知，孙中山首次向公众提出他的“三民主义”，是1905年10月20日为《民报》撰写的发刊词。不过，他当时只是说：“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而对于什么是民生主义，他没有说明。1906年12月2日出席《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发表演讲时，孙中山再次着重提到了民生主义。他当时说的民生主义就是欧洲社会党人提倡的那一套。他说：“社会党所以倡民生主义，就是因贫富不均，想要设法挽救……（他们）流派极多，有主张废资本家归诸国有的，有主张均分于贫民的，有主张归诸公有的，议论纷纷。”

但是，1923年11月29日，孙中山发文公开批评国民党元老、南洋实业家、时任广东军政府内政部矿务局局长兼广东矿务处处长邓泽如时，又说：“质而言之，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也。”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完成了改组。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用了整整8个月的时间，向国民党的骨干宣讲他的三民主义。讲到民生主义时，孙中山说：“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

短短十几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会令孙中山的社会经济思想从欧洲社会党人的立场向他所理解的“共产主义”靠拢？

对欧美资本主义的不满

孙中山讲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内容是很容易明确的，但是讲到民生主义的时候，核心内容就没那么容易确定了。

刘成禺从1901年加入兴中会后就一直追随孙中山。他后来撰写《先总理旧德录》回忆说：1904年，正在旧金山与康有为的保皇党争夺信众的孙中山提出“设会必先有主义”。当时，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名字已经确定下来，但是第三主义是什么、叫什么，还没有眉目。刘成禺提议说：“中国俗语，事不过三，所谓智仁勇，所谓土地人民政事，君子三畏三变，正德利用厚生。”言及于此，孙中山推案而起说：“得之矣，第三主义定为民生主义。”孙中山认为，刘成禺提到的“厚生”，含义丰富，既包括了俄国的共产主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又包含了英美法的社会主义，推而广之，民生主义可以成为世界主义。

冯自由的《革命逸史》给出了另一个版本。冯自由记述说：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旧译为社会主义Socialism，《民报》出版以前孙中山就曾采用So－cialism的译名，但后来又觉得Social－ism的名字未能涵盖他的思想的全部含义，“乃别创民生主义一名以代之”。同盟会成立之前，孙中山曾对人说，他主张的“大同主义”，英语应该翻译为Cosmopolitan，亦即“世界大同主义”。

《革命逸史》

冯自由| 著

新星出版社

2016年10月

两个版本互参，至少可以获得两条重要的信息：一是孙中山对他从英美看到的和从大英博物馆里读到的欧美资本主义现状及前景很不满意；二是虽然他想到了从当时欧洲流行的思潮和中国传统智慧中寻找答案，但是究竟该用什么办法避免重走欧美资本主义发展了经济但导致了严重的贫富分化的老路，他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1926年3月12日，即孙中山逝世周年，共产国际早期领导人、时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卡尔·拉狄克撰文评论说，孙中山出身于一个力图摆脱农村生活狭小天地的农民家庭，他的哥哥很早就去美国檀香山经商，他13岁时就到他哥哥那儿当店员，还到英国学校学习过，所以他的经济观点是受农业和商业的双重影响形成的。

拉狄克的评论是否准确姑且不论，但是孙中山初到英美的见识的确令他早年对欧美资本主义充满了好感。但是，1895年10月谋划广州起义失败而被迫出走海外，再次到英美游历了一圈之后，他对欧美资本主义的观感慢慢发生了改变。1905年10月他给《民报》撰写发刊词时，便警告同他过去一样主张效法欧美的人士说：“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

但是，中国究竟如何才能防止“欧美社会之祸”“免于第二次之革命”呢？孙中山当时只是给出了民生主义的大方向，但究竟该做什么、如何做，他还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

寻找第三条道路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推翻了满清皇帝的统治，建立了共和政体。他告诉上海南京路同盟会机关：“今满政府已去，共和政体已成，民族、民权之二大纲已达目的。今后吾人之所急宜进行者，即民生主义。”

但是，民生主义具体要解决什么问题、如何解决，直到12年后才有了明确的答案。1924年1月23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明确宣布民生主义“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

不过，孙中山关于土地和资本问题的思考，至少从辛亥革命之后就开始了。

1912年4月16日,孙中山向上海南京路同盟会机关的同志发表演讲时，就特别提到了资本和土地问题，还举例说如果铁道被一二资本家掌握，他们就可以垄断交通而“制旅客、货商、铁道工人等之死命矣”；“土地若归少数富者之所有，则可以地价及所有权之故，而妨害公共之建设。平民将永无立椎[锥]地矣！”如果土地及大经营皆归国有，“则所产生分的收益，仍可为人民之公有。盖国家之施设，利益所及，仍为国民福利”。

1912年10月10日是武昌起义周年纪念日，孙中山专门撰文谈论中国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问题，又进一步提到了大工业与土地收归国有的问题。到了1919年孙中山再谈到民生主义的时候，已经明确聚焦到土地和资本问题了。两年后，孙中山又进一步明确，民生主义可以归结为“土地”和“资本”两大问题。

1921年3月6日，孙中山向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发表演讲时说：“兄弟底民生主义，固有具体底办法，非彼好奇底人，徒托空谈，以快一时。办法维何？即归宿到‘土地’和‘资本’两样。”土地问题怎么解决呢？“就是实行‘平均地权’”。具体办法有两个：一是按照地主所报的地价照值百抽一而收税，二是照价收买。资本问题呢？“兄弟有《实业计划》一书，主张以外资从事建设生利事业，开辟市场，兴建工厂，建筑铁路，修治运河，开发矿产，举凡一切天然物产皆归公有，各种新事业之利润悉归公家”。

待到1924年1月发布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资本问题又被进一步明确为“节制资本”，具体的办法是，“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

民粹主义，还是别的主义？

孙中山1912年4月1日出席南京中国同盟会会员饯别会时的演讲稿的前半部分，以《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为题，通过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社会主义报纸《人民报》转载后，被侨居波兰克拉科夫的列宁读到，令后者大感兴趣。当年7月15日，俄国布尔什维克报《涅瓦明星报》第17号发表了列宁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文章评论说：“孙中山的纲领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但是在这位中国民粹主义者那里，这种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的。后面这两种思想政治倾向正是构成具有独特含义的（即不同于民主主义的、超出民主主义的）民粹主义的因素。”

一般认为，民粹主义是十九世纪下半叶率先从俄罗斯兴起的一股社会思潮，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就是以平民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粹派的崛起。民粹主义可能是社会科学词汇中最没有精确定义的名词之一，但是从民粹派的主张中还是大致可以看出他们的一些共同点，那就是“拥护民众，蔑视精英”。十九世纪晚期，民粹派曾发起一项“走向民间运动”，试图和底层群众共同解决社会问题。但是，掌握政权的贵族们更愿意用民粹主义来称呼自由派人士、民主派人士、社会主义人士与无政府主义者等。

检索《孙中山全集》，我们没有找到1912年之前孙中山了解俄罗斯民粹主义的直接证据。他使用过“社会主义”一词，但明显指的是英法美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孙中山经过近20年摸索才逐步定型的、以“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为“最要之原则”的民生主义思想应该另有来源。

那么，真正的来源应该是什么呢？答案应该从孙中山熟悉的知识中去寻找。

直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前，孙中山最熟悉的知识应该是中国传统儒家学说和欧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理论。1923年2月出版的《申报五十周年纪年专刊》刊登了一篇孙中山的回忆文章《中国之革命》。文章说：“余之谋中国革命，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所以，我们从孙中山的著作中经常可以看到：

（1）用传统儒家学说理解现代欧美政治理论的例子。比如1912年10月14日至16日孙中山对中国社会党发表演说时称：“考诸历史，我国固素主张社会主义者。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同居，又共产主义之嚆矢。”

（2）用英美经济学家的理论求解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例子。比如孙中山主张用“照价纳税”分办法推行“平均地权”的理论，就明显受到了美国经济学家乔治·亨利的《土地问题》一书所提出的土地价值所有税（singletax）的启发。

（3）用欧美的社会思潮关照中国的社会问题的例子。比如孙中山选择了“节制资本”而不是“消灭资本”的办法来解决资本主义工业化导致的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的问题，就明显是受了欧洲改良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

不过，孙中山很快就对他的民生主义政策做出了补充。同样是1924年的三民主义讲座中，孙中山提出要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想求一劳永逸，单靠节制资本的办法，是不足的。……还是要发达国家资本。”又明显打上了苏俄经济政策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