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文娱/文 木刃/文  里斯本丸是什么？

2014年，韩寒在东极岛拍摄自己的处女作《后会无期》时，制片人方励从渔民口中听到了一个关于“里斯本丸”的故事：二战期间，一艘满载了1816名英国战俘的日本货船，在东极岛附近中了鱼雷。面对日军的扫射与大海的吞噬，25小时的生死存亡后，384名英俘被中国渔民救起，828名英俘则跟着沉船深海长眠。

东极岛附近竟然发生过这样震撼人心的故事，却鲜被世人所知。方励决定找到这艘船，打捞关于它的故事。

这一捞，就是十年。

2024年，《里斯本丸沉没》上映，豆瓣开分9.2分，当下涨至9.3分，成为本年度评分最高的国产电影。带着“什么是里斯本丸”这个疑惑入场的观众，随着影片的节奏，逐步了解了这段沉没的过往。明明是纪录片，却在影片的尾声处戳出了不少观众的啜泣声。

作为《苹果》《盲井》《百鸟朝凤》等片的制片人，方励懂得怎么样去讲好一个故事，而不是一味用文献资料枯燥铺陈。这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纪录片，而是有意通过视角的转换，用认真、专业的态度，在真实客观的历史缀入了创作者投射的情感与价值表达。

方励在一则访谈中说，《里斯本丸沉没》讲述的不是历史，而是人——去掉政治立场，去掉道德评判，去呈现人的遭遇、人的命运，去讨论在大的战争中，每个渺小的个体如何一边被裹挟，一边紧紧抓住亲情、抓住爱情，抓住松开手真的就会生死两别的战友。

人的故事比战争本身更值得讲述。这正是《里斯本丸沉没》真正的动人所在。

它的故事：纪录片的核心不是历史，而是人

“本故事完全基于事实”。

影片开头的这行字，奠定了《里斯本丸沉没》纪录片的真实底色，也造就了拍摄难度。

在电影人身份之前，方励先是一名海洋技术专家。于是在他的构思里，想拍出里斯本丸的故事，首先得找到它——尽管70多年来，没人知晓它的踪迹。

这是一项考验技术、耐心，以及金钱的庞大项目。2016年，方励带领工业团队用先进的声呐探测技术，在沉船海域开始逐步定位里斯本丸的位置。终于，几千吨钢铁在海底出现了反馈信号。通过声呐生成的三维影像，里斯本丸真的被找到了。这一幕，也成了影片开篇的故事。

这时问题来了，方励为什么要这么做？

电影如实呈现了一些画面：方励在街头大量群访，询问路人是否知道里斯本丸。那一刻，路人说出了与观众一样的答案“不知道”。其中两个小女孩用稚嫩天真的声音说：“你为什么要关注一艘船？”

这种处理体现了影片的创作思路——打乱时间线，用悬疑揭秘的方式降低门槛，带着毫无相关知识储备的观众轻松入局，让观众时刻保持同频。

对观众观感的看重，让叙事结构成了全片最大的关键。里斯本丸为什么沉没，当年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本可以用历史材料串起、如上课般直接讲述的背景，被交还于事件的当事人以及后辈亲自解答。通过大量详实的史料与实地走访，英国、加拿大、美国、日本……方励找到了沉船事件里不同立场不同境遇的人，让这些拜访与交谈，成了本片的故事主要篇幅。

首先要找到的是受害者。

2018年，方励远赴英国，见到了98岁的丹尼斯·莫利，里斯本丸战俘幸存者之一。即便是老兵的女儿，都不知晓自己的父亲经历了怎样的梦魇。

看着年岁近百的老兵，方励心中传递出了一道紧急信号：如果错过了这些老人的影像，历史就真的消失了，他必须不计一切代价地追赶时间。

方励在英国各大报纸上打广告，找寻与里斯本丸相关的人。三份报纸，平均一版的费用约为2万英镑（约18.6万人民币），如此昂贵的广告，方励甚至打了两个月。惊喜的是，这种宣传真的找到了另一个生活在加拿大的老兵威廉·班尼菲尔德，以及380多位幸存者的后辈。这些，都成了这部纪录片重要的讲述者。

于是，碎片得到了拼凑。1941年的那场战争，以一种更为贴近的方式得到了展现：日本突袭香港，与驻港的英国盟军交战，1816名英国军人就此成为战俘被关押进了里斯本丸，被送往日本。1942年10月2日，一发来自美国的鱼雷击中里斯本丸，悲剧上演。

剧情发展到这里，影片的视角很自然地对准了下一个群体：加害者。

画面切换到了东京，方励面对日本军事史学会长，探讨里斯本丸中弹后，日军为什么不紧急救援，而是用木板与帆布封锁船舱，堵住了战俘们的求生之路。方励甚至通过私家侦探，找到了当时下令封锁船舱的船长，经田茂的后人。

与路人一样，加害者的后裔们也并不知晓自己上辈人这一段隐秘的过往。得知那段残酷史实后，日本后辈尝试做出了尴尬且理性的回应——电影不加评判，也并不带刻意导向地呈现而出。

美国也难辞其咎，尽管发射鱼雷时，是日军有错在先：里斯本丸没有按照国际法惯例，悬挂旗帜或是标志，美国并不知情这艘货船其实运送着英国战俘，从而做出了误判。

方励成功找到了当年发射鱼雷的美军人士的女儿。女儿客观地认为，站在父亲的角度他只是顺利完成了一项战争任务，但这份客观没能消解这位老兵余生的悔恨。这恰恰是电影真正想要探讨的深层。

最后，镜头对准了拯救者。

当里斯本丸沉没，日军开始屠杀有幸逃出、漂浮在海面的英国战俘时，东极岛附近的渔民们发现了那些落水的身影。200多名中国渔民自发的营救，不仅救起了384名战俘，也迫使日军停止了屠杀——罪恶有了目击者，国际舆论的压力掐灭了枪火。

“那些中国渔民所救的人，远远比他们以为的要多得多。”

三个视角，用真实的人物串起了这个被遗忘的故事。观众跟着战俘的后人一同出发，先是迷茫好奇，随即被故事戳痛。一位老人看着方励展示的沉船位置，喃喃自语道，自己的父亲可能仍葬在那里。于是到了电影尾声，2019年，后人们来到东极岛，来到沉船海域，向逝去的父辈们告别。

自此，整部纪录片成了一场三幕剧，有了完整流畅的起承转合。

这并不是传统纪录片的表现方式，《里斯本丸沉没》完成了一种“对得起历史，也对得起观众”的可贵尝试——只有观众沉浸共情了，这个故事才有传下去的生命力。而让历史被看见，才是方励的创作初心。

它的倾向：比反战更贴近的，是人对生命的共情

作为影视作品，纪录片终究会存在一些来自作者的创作性，与真实性产生一定程度的对撞。方励在《里斯本丸沉没》中很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去掉情节的戏剧化，因此全片并没有特别丰富的镜头语言设计，只在一些没办法如实呈现的场景使用了动画效果，从而完成整个沉船事件的全貌。

但整部纪录片的体验感却并没有因为这份对真实的强调而削弱，因为主创在这场罹难中选择了一个更好的切角，在宏大历史下进行了微观书写，让镜头追踪每一个具体的人，而不是带着政治与道德立场犀利叩问。让每个观众都能突破地域、时间、境遇，身临其境地感知极端困境下的人性挣扎与灵魂闪光。

人的故事，人的情感，让《里斯本丸沉没》在客观中有了一份更细腻、能触达到更多人心底的力量。最突出的情感是痛苦。这几乎是所有关于战争的影片中最庞大的底色。毕竟，一旦踏上战场，就面临着与家人、爱人生死两隔的命运。

等不到父亲回家的女儿，靠着“爸爸就在下一趟火车”的谎言活着，一次次前往火车站等候，直到年过八旬依然抱着儿时父亲送的洋娃娃。

一名士兵写信告诉家人，自己在香港爱上了一位中国姑娘，“她是如此美好，我一定要在圣诞节前娶她”。后来，香港在圣诞期间陷落，士兵没能带着新娘回来。

有士兵知道自己可能有去无回，给年仅五岁的弟弟写信，希望他能好好照顾母亲。直到弟弟长大，才知道这是哥哥的遗书……

亲人后代的回忆，让这份痛苦如此具象。更令人缄默的，是那句“活下来的人并没有真正活着，在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这一点”。

即便是成功回乡的幸存者，大多也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症，余生都活在梦魇中：吃饭时下意识躲到桌子底下，在睡梦中呢喃着“hai”（日语“是”），听到别人说“饿死了”便勃然大怒……这些文艺作品很难刻画出的细节，真实到触目惊心。

这份痛苦也无差别地席卷到了彼时在场的所有人。

按下鱼雷发射按钮的美国鲈鱼号机械师，在规则上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但当得知那条船上是英国战俘后，他寝食难安，多年后与一位幸存的英国士兵重逢，几近瘫软着抱着对方哭泣，不断说着对不起。

里斯本丸的船长，日本人经田茂曾在军事法庭上自辩，虐杀战俘不道德，但他不得不服从军方的命令，个体被集体所精神控制，是战争中每个人的无可奈何。服刑几年后，经田茂回到家中，拒绝出门，一天抽五十多根烟，很多时候叼着烟就睡着了，最后因肺癌去世。

他们都困在了那一天。

剥离政治标签，回归到人的身份。面对不同立场的痛苦，方励并没有刻意在电影中进行评判，而是如实地展现个体在大齿轮里卡住的困境。

面对历史，或许会有人疑惑：中国渔民在整个事件中是什么立场，他们为什么要救英国人？电影里有个细节给出了解答。当年东极岛救人的渔民中，仅有一名94岁的林阿根在世。林阿根13岁时，父亲出海再也没能回来。他15岁那年看到了落水的英国人，立刻奋不顾身地前去救人。而其他更多的渔民只是觉得，“做了应该做的事而已”。

看到这里，隐藏在客观克制之下的创作者倾向已然呼之欲出：记录这个故事，不仅是反战的意义，更是生命本身的意义。到底什么是历史，是所有人，每一个渺小的人，共同组成了历史。让这段历史重现，是无关民族、无关国界，人类共通的意义。

为了拍摄这部电影，这10年来，方励他变卖三套房产，欠债3000万，一边租房一边全球寻找素材，成为了一名赶时间的人。他的抢救是及时的，电影出镜讲述的三位九旬老人，在《里斯本丸沉没》上映时均已离世。

尽管天人两隔，但那些故事留了下来，一同留下的是一种人类层面的爱与坚守。镜头中，那名近百的老人表示自己并不执着于那些黑暗的时刻，“我不活在过去，我活在未来”。

这句话，或许就是电影最大的一处点睛。

图片来源：《里斯本丸沉没》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