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老人节”前后，晚辈们看望我的时候，往往要我说说人生体会。这促使我对自己的阅历不断地回顾和思考。“老人节”又到了，这里简单地谈谈我的人生感悟，和大家交流吧。

回顾我91年的岁月，最突出的感觉是：自己太渺小了。在时代大潮面前，自己只是沧海中的一朵浪花，只能任凭大潮裹挟。往哪里走，自己无法选择；前途命运如何，自己不能做主。

回想我这一生，凡是重大的升沉起伏，没有一次是我做主的，都是外力决定的。例如考大学，进了并无志趣的中文系，毕业后做了从来没想做的教师，后来出乎意料地入了另册，在几乎绝望时又得以回归……我做主的只有一些小事，例如我是不是选修某老师主讲的某一门课，是不是写某一篇稿子，是不是去看某一场电影，等等。

但仔细想想，这些小事背后也有外力操控。比如能够选修某一门课，是因为那位老师还能开课，后来那位老师自杀去世了，想听他的课也不可能了。说到底，我的一切都是“命该如此”。这不是迷信，是实情。在我心目中，命运、天命、天道，时代潮流、历史规律，这些不同的说法，其实是一码事。

我的体会可以归结为两句老话，一句是“天有不测风云”，一句是“天无绝人之路”。这几年对这两句话越来越深信不疑，这和我的大女儿突发重病有关。

2015年9月19日早晨，我的大女儿小红突发脑溢血（那时我已82周岁，我老伴79周岁，小红的丈夫已经去世，儿子刚办好留学手续）。送到省中医院，当天动了开颅手术。手术持续5个多小时，疲倦的医生兴奋地告诉我们：“手术成功。”还没等我们悬着的心落下，又说：“中枢神经损伤，可能有后遗症。”

在麻醉药失效、患者醒来以后，后遗症显现了：右侧肢体偏瘫，记忆力、说话能力都严重丧失了。看到爸妈、哥嫂、儿子，看来还认识，却不会称呼了。喝水、吃饭、大小便等最基本的生活需要都不会表达。

4个月后，从省中医院转到山大第二附属医院，进行康复治疗。那时，小红随着恢复，日益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何等深重的灾难，因此沮丧、悲观、烦躁，痛不欲生，埋怨老天爷不公：为什么偏偏叫我得这样的病呢？

是啊，她这个49岁的副教授，本来健步如飞，突然就瘫痪了；本来习惯了在课堂上对学生滔滔不绝，突然就不会说话了；本来孜孜于上课、科研、做实验、写论文，一门心思再上台阶，突然就成了废人；本来是她来照顾年老的父母，现在却要父母伺候她……这么大的反差，怎么能接受、能适应呢？每次看到爸妈，都哭哭啼啼。针灸、电疗、按摩，做起来疼痛不适却又看不出效果，不由得打怵、抗拒。

智力训练时，反复地让她按照提示摸自己的眼睛、耳朵、鼻子，总是摸不准。看图认物时，西红柿、黄瓜、香蕉、毛巾、牙刷，认了转眼就忘。数学训练时，连阿拉伯数字也记不住，简单的加减也做不出。语言训练时，为了让她记住自己的姓名就要反复多日……每天训练下来都是灰心丧气、情绪低沉。

更可怕的是，由于脑神经损伤，再加上情绪郁闷，造成了癫痫。有一次我亲眼看到她毫无征兆地突然犯病，一下子摔倒在地，神志昏迷，牙关紧咬，浑身抽搐，看得我心如刀割。犯一次就要加重整个病情，治疗效果倒退。这是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

除了聘请日夜负责的护工以外，我和老伴每周去医院看望她三四次（她的哥哥在外地教学，也经常回来看望）。医生向我们家属提出了一个不容置疑的要求：一定要让病人保持乐观愉快的状态，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只要在她面前，我们竭力显得轻松欢快，笑脸相迎。我陪她做各种康复治疗时，绝不流露丝毫失望情绪，不断夸她有进步，表现出信心满满。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强为欢笑”。

这期间，我的陈旧性肺炎复发，不得不多次住院，一度疑为肺癌。我想到了死，马上想到，我死了，女儿怎么办呢？由此体会到了什么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所幸我住院几次后，病情基本痊愈。

多亏病友的启发、熏陶，使小红的情绪逐渐好转。有一位七十多岁的高干，脑梗后遗症，肢体偏瘫，他本来可以住高级病房，可是那样不便于做一些康复治疗，他就住在普通病房，在小红病房的隔壁。他为了锻炼肢体活动能力，坚持自己系鞋带，坚持每天多次自己整理枕头和被子、床单。在康复治疗大厅治疗时，他总在治疗间隙找到小红，看她的动作，朝她伸大拇指。

还有个外地的女孩，中学生，因为车祸，截断了一条腿，刚来的时候哭闹、不吃饭，后来在那位高干的影响下，变得非常乐观，反而鼓舞妈妈，说要陪着妈妈每天笑三次。

还有一个享受国家津贴的高级工程师，91岁了，刚入院时全瘫，康复治疗一段时间后，能够勉强走动了，经常佝偻着腰在病房走廊散步，看到小红就举拳头，表示要加油。

小红在他们的带动下，心情也逐渐明朗了。我们每次带着饭菜去看她，她不再啼哭，夸张地吃得津津有味，夸妈妈做的饭好吃，让妈妈高兴。还催我们早点回家，送我们到电梯前，说“不要挂心我”。康复治疗也变得主动了，针灸、按摩时不再怕疼；数学、语言训练课后，要求老师给她出题留作业。

住院的最大局限是，小红难得有锻炼说话的机会。住院康复治疗两年后，小红出院回家。为了让她融入正常生活，我和老伴轮流每天扶她下楼，在宿舍区或校园里散步。一开始小红羞于见人，怕别人笑话。事实很快打消了她的顾虑。

散步的多是一些老翁和老太太，起初和小红互不认识，问知她的病情后，都鼓励她坚持锻炼。后来渐渐熟了，只要见到她，就朝她竖大拇指，夸她有毅力。有的给她介绍简单易行的保健方法，如用牛角梳子梳头、下午在阳台上看太阳，等等。

有的说，“你是我的榜样，我有时偷懒，不想下来锻炼，从阳台上看见你下来了，我也就下来了。”

有的说，“我有个亲戚，跟你的病一样，不好意思出门，怕人笑话，我给她说了你的表现，她现在也敢出门了。”

为了帮助她恢复智力，徐叔叔经常找一些字谜让她猜，并有意地让她也提供字谜。为了让她锻炼说话能力，刘阿姨、孟阿姨、杜阿姨、杨阿姨、金阿姨、汪伯伯、李叔叔每次见到她都耐心地和她交谈，谈家常，谈经历，谈大大小小的见闻，谈战胜疾病的心得。

渐渐地，小红和这些伯伯叔叔阿姨们成了亲密的好朋友，每天下楼和他们见面拉呱，成了小红的期盼和最大的欢乐。

如今刘阿姨、孟阿姨已经去世了，小红说，“我要替她们好好活下去。”

小红出院回家后，我把帮助她康复当作“上帝交给的任务”，放在一切的首位。我查了许多相关资料，知道脑溢血后遗症康复治疗的要诀就是“重复重复再重复，耐心耐心再耐心”，这成了我的座右铭。

先是帮她继续认字、识数，接着由浅入深地帮她阅读，教材主要是搜集一些战胜疾病且事业有成的国内外的励志故事，教她朗读，教她述说文章里的故事片段，教她回答问题(由简单到复杂，教她用笔写，也教她用嘴说)。通过阅读活动，既能提高康复信心、精神境界，又可以锻炼记忆、理解能力和说话能力。

后来又教她写日记，让她把每天散步的见闻向我详细地述说一遍，我记录下来，整理后让她用手机打成文字。锻炼一年后，我教她自己用手机写成日记初稿，然后读给我听，我提出意见，再让她修改。这样可以同时锻炼记忆能力、说话能力、写作能力、打字能力。

现在她每天可以写1000多字的日记，逐渐能够写得比较清楚顺当，需要修改的地方越来越少了。运用手机的能力也逐渐熟练，可以和同学亲友在微信上交流，也可以通过微信了解社会新闻、国家和世界大事，心胸开阔了，生活内容也充实了。随着身心状态的改善，癫痫已经控制住了。

我的同事、老友宋遂良、袁忠岳老师，对小红关怀备至，住院期间多次探望；锻炼时，只要看见她，就主动和她打招呼，嘘寒问暖，夸奖鼓劲。宋老师以“感同身受”的心情，多次给她赠诗赠字，经常给她提供营养品。他还写了《父爱如山》的文章介绍我帮助女儿康复的情况，发表在《齐鲁晚报》（2021年1月5日）上，引起广泛关注。媒体纷纷要求采访报道，我们一一谢绝。

小红由此体会到，只要坚持战胜疾病，就能为社会提供正能量，就能有所贡献，不再为“自己是个废人”而苦恼了。

在天长日久的锻炼过程中，一同散步的伯伯叔叔阿姨们，关注着小红点点滴滴的好转、进步：“迈步越来越稳了”“走动越来越有劲了”“脚能抬高一点了”“腰弯得不那么狠了”“脸色有点红润了”“记性越来越好了”“说话口齿越来越清楚了”……及时给她表扬。

她自己觉得，体能上、智力上，即使一点点进步，那种幸福的成就感，绝不是当年发表一篇论文或得到一次奖赏能够比拟的。

由此我也体会到，古今有识之士总把名利叫做身外之物，看得无关紧要，那不是故作清高，而是真正的大彻大悟。身内之物，即自己的身心健康，才是最最重要的，是再多的身外之物也换不来的呀。

正如孟海兰教授所说，为了帮助女儿康复，我和老伴会更加注意保健养生，可以延年益寿。我俩共同闯过了“新冠”疫情的险关，寿命超过了预期。我在这近十年里，坚持阅读、写作以调节身心，在朋友们的鼓励、帮助下撰写、发表了二十来万字的文稿，有的反响还不错。

“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又会给你打开一扇窗。”果然如此。

“天有不测风云”，因此在顺境中绝不要飘飘然。“天无绝人之路”，因此在逆境中切不可灰心绝望。这就是我在人生边缘的感悟。

文章来源：齐鲁晚报

作者：吕家乡（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