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胡艳明 胡群 在2024年10月23日举行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央行数字货币连接全球经济体”研讨会上，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穆长春均对数字货币桥的相关话题发表了观点。

2021年2月，国际清算银行（香港）创新中心、泰国银行、阿联酋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和香港金融管理局联合发起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下称“数字货币桥”）项目。2024年6月6日，数字货币桥项目进入最小可行性产品（MVP）阶段。同时，沙特阿拉伯中央银行加入并成为数字货币桥的正式成员。

周小川表示，从需求角度来说，亚洲经济体互联互通、快速发展，推动了数字货币桥项目启动并逐步走向实践。

陆磊谈到，可利用央行数字货币解决跨境支付中的成本高、效率低、透明度低及接入范围受限等难点痛点。数字货币桥项目遵守“无损、合规、互通”三原则，能够作为公共产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良性发展。

穆长春表示，数字货币桥后续将在隐私保护机制、系统的开发运维体系、数字货币桥平台的开放和透明度等几个方面进行系统提升。

周小川：需求侧是货币桥项目发展的源动力

谈到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与跨境支付体系的关系时，周小川将现有的货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强势货币，具有自由可兑换、足够的流动性支撑、有效且深度的外汇市场、币值稳定等特征。这类强势货币主要是美元、日元、欧元、英镑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篮子货币。人民币也在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里，但仍有一些差距。

第二类是准强势货币，这类货币也可用于跨境支付，但与第一类货币相比还有某些弱点，需要新的系统予以支持。周小川指出，当前数字货币桥发展的成员货币，包括人民币、港元、泰铢和阿联酋迪拉姆等货币都可以归入这一类。

第三类货币相对较弱，汇率及外汇市场不够有效，可能面临一定的国际收支问题；货币可自由兑换程度不足，还需要外汇管制等。

周小川指出，数字货币桥项目发展需要区分三种不同货币类型。第一类货币间的跨境支付已经比较便利，尽管还有进一步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的空间，但提升空间不太大。第二类货币之间在提升效率和降低成本方面还有很大改善空间，以满足这些经济体互联互通的快速发展的需求。

周小川认为，如果能够实现第二类货币的跨境支付基础设施提升，那么可能也会逐步考虑一部分第三类货币。尽管可能会有些复杂，但如果有央行间的合作、支持，并非不可行。在数字货币桥上，可以使用强势货币、准强势货币以及某些第三类货币，但主要发展方向是加强各国本币的跨境使用。使用本币进行跨境支付对于实施独立货币政策、维护货币主权非常重要。

周小川表示，推进数字货币桥建设需要亚洲中央银行的支持。中央银行需要制定规则，进行外汇管理等。对于许多亚洲经济体而言，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可自由兑换程度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别也很大。数字货币桥项目应首先推动并便利经常账户，特别是小额经常项目跨境交易的支付结算。

“因此，我认为这非常符合亚洲经济、贸易以及旅行发展的现实需求。需求侧是货币桥项目发展的原动力。”周小川说。

陆磊：货币桥恪守无损、合规和互通三原则

陆磊阐释了对数字货币桥三原则的理解。他指出，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各方一直恪守共同提倡的三原则：无损、合规和互通。

陆磊表示，实现无损原则最关键的就是要充分尊重各国央行货币主权，建立权责对等的治理架构和分层参与机制，并应用了分布式账本技术（DLT），以解决各自货币主权不受减损以及货币当局间互信的问题。

陆磊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保证国际货币、金融和贸易体系不受损害，为国际货币和贸易体系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在消除旧的跨境支付难点的同时，不能产生新的难点；在减少旧的跨境支付市场分割的同时，不能产生新的壁垒和隔阂；在降低旧的跨境支付成本的同时，不能增加新的地缘成本和合规成本。

陆磊表示，从业务种类上看，前期被商业银行相对忽略的跨境支付业务，尤其是跨境电商和侨汇业务，需要得到关注。这些业务由于偏小额零售，参与主体复杂众多、业务链条长、核身成本高和利润低，跨国商业银行一般不愿意做，收费因风险管理成本也相应提高。因此，数字货币桥应该多考虑这些更加贴近民生的业务，解决市场最急需的痛点，为国际货币和贸易体系补台；从地域上而言，东盟成员国等东南亚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有着良好的贸易关系，地缘政治成本较低，一些地区传统跨境支付服务和国际货币体系发展也相对薄弱，数字货币桥可以加强与上述经济体的合作，从公共产品的角度助力国际货币体系良性发展。

对于合规原则，陆磊表示，合规不仅要遵守本国的法律和监管规定，还要遵守交易对手国家的法律和监管规定，更要遵守国际的反洗钱监管要求。要实现合规原则，既要依托数字货币桥创新的治理和监管架构，也要依托创新的技术设计。数字货币桥是通过货币当局直接合作建设和运作起来的多边平台，可以有效提升监管效率。另外，前期照顾到各方的法律和规则不可能都一样，所以引入了模块化设计（Lego-Bricks Approach），进一步提升监管和政策体系的灵活度和适应能力。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与无损原则相一致，数字货币桥对于合规成本的降低，不是放松监管，而是在加强“三反”和遵守公认的国际规则的前提下，利用合规科技和监管科技，规避地缘政治风险，帮助新兴市场经济体进行合规科技创新。

关于互通原则，陆磊指出，要实现国际货币体系的良性演进，解决货币替代的风险，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实现各个跨境支付系统的互联互通。互联互通不仅是央行数字货币系统之间的互通，也包括央行数字货币系统和传统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同时，数字货币桥在货币层面也实现了互通，通过央行货币实现了便捷的同步交收（PvP）结算，这对于交易后处理来说至关重要，既落实了前面第一条“无损”原则，又能防范赫斯塔特风险。

陆磊表示，同步交收结算是国际清算银行（BIS）在全球着力推进的一项努力，数字货币桥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这个领域需要研究探讨的还有很多。”他举例说，比如，桥上开展外汇交易，对于有外汇管理的经济体货币当局会关心数字货币桥是在岸还是离岸。如果是离岸的，相关的外汇交易规则、汇率如何确定，各方如何进行监管合作，同时是否可以通过数字货币桥这一创新的平台和治理架构研究提升现有外汇交易效率的路径。再比如，如何形成各币种的货币市场，如何进行流动性供给？这些互通所带来的新机会，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开拓了空间。

穆长春：将在三方面系统提升货币桥技术

穆长春表示，本着“无损”“合规”和“互通”的原则，并基于各方的互信要求，在2021年项目启动之初，就认为区块链技术较为适配。当前，数字货币桥技术架构的核心是专用区块链：货币桥链（mBridge Ledger），旨在实现桥上跨境支付原子化交易和外汇同步交收（PvP）。数字货币桥不存在中心化系统，各方负责运营各自的区块链节点，管理各自的数据库，保管各自的密钥对，并对各自系统拥有完全的自主权。

穆长春谈到，数字货币桥在进入最小可行化产品阶段（MVP）时，仍面临一定挑战。比如说，由于数字货币桥的中央银行节点部署在各自司法管辖区的数据中心，跨境网络可能出现抖动，因此对网络不稳定条件下的稳定共识机制提出了较高要求。

穆长春表示，为应对这一挑战，数字货币桥今年升级了共识算法，通过使用弱证书和安全设计提升不稳定网络环境下的区块链性能。测试结果显示，新共识算法能够提高货币桥系统性能，例如，在一次4节点测试中，其效率提升超过30%。

穆长春透露，后续将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系统提升：一是隐私保护机制。隐私保护在保护敏感交易细节和确保跨境交易合规性方面起着关键作用。目前，平台采用假名系统，使用随机生成的密钥对和非对称加密技术来保护交易双方的隐私。“未来，我们将研发基于零知识证明（ZKP）的隐私保护技术，并计划于2025年上线。零知识证明的设计可以在不披露账户余额、交易时间戳等细节的前提下证明交易双方的合规性和资金的充足性。这种技术将有效解决隐私和安全的双重需求，同时保证整个系统的运行效率。”他说。

二是系统的开发运维体系。数字货币桥系统以去中心化的方式进行部署，各方独立运维。但由于数字货币桥系统是一个常态化运行的跨境金融市场基础设施（FMI），需要有一套高效的开发运维机制来保障系统的业务连续性。

三是货币桥平台的开放和透明度。为了加强参与者之间的信任，目前数字货币桥的源代码对所有参与中央银行完全透明。“下一步，我们计划利用开发运维体系推进共同开发、代码交付、代码审查和持续集成、持续交付和持续部署（CI/CD）。我们认为保障平台安全性和可靠性最有效的方法是开放。同时，我们将与BIS合作，聘请服务供应商进行第三方代码审查和开源评估准备，以实现完全开源。”穆长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