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文 俄化：罗斯的“蒙古枷锁”

列强时代陆权扩张，犯我中华者唯有俄罗斯。

那八国联军，除了俄罗斯，都是从海上来的。

在麦金德看来，俄罗斯就是那个控制了世界“心脏地带”进而能控制“世界岛”——欧亚非和全世界的大帝国。

此大帝国，是由两大势力，以相反相成的合力，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造就的。一是古代时期，一浪接一浪的草原浪潮，一阵接一阵的大漠风暴，一个接一个的游牧帝国，一代接一代的战斗民族——匈奴、突厥、契丹、蒙古，从东往西，由亚入欧。

另一时期，则为近代，在蒙人统治下，罗斯变为俄罗斯。若以“罗斯”为东斯拉夫人与维京人结合，则“俄罗斯”即“罗斯”与蒙人结合，乃“罗斯”在蒙人统治下形成的结合。

“俄”，为蒙人发音，强加于罗斯人头上，曰“俄罗斯”，此乃蒙人以其强权对“罗斯”做的“必也正名乎”！

以此，我们认为，俄罗斯国就是维京人、东斯拉夫人和蒙古人三合一，由西往东，征战而来者，即此三位一体。

对此，马克思却称之为“蒙古枷锁”，在《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他指出，从1237年到1462年,长达两个多世纪，成就了这种枷锁，压迫、凌辱和摧残了俄罗斯人民的心灵。

对于“罗斯”知识人来说，他们一度抵抗“俄”化，坚持基辅罗斯的叙事立场及其认知框架，只是承认被“入侵”，而不肯接受被“征服”，同样面对蒙古入主，他们之中，未有像文天祥那样能惊天地的人物，因其尚有退步，可以从国家立场退到宗教立场，国家失败了，他们还有教堂，没了政权，还有宗教信仰。

但“俄”化无挡，被“俄”化了两百多年，“罗斯”也就变成“俄罗斯”了，再简化一下，连“罗斯”也不见了，只剩个“俄国”，以表明其国家主体性身份，江山易主以至于此乎？

罗斯立国，仅三百来年，文明初启，根基尚浅，遭蒙人一劫，而失其国，以至被奴役了二百余年。三百来年的罗斯，加上二百余年的蒙古，东斯拉夫人都被外来民族统治，三个半开化半野蛮的民族联合起来形成俄罗斯，在文化上便是个混合物。

1238年，拔都西征，在伏尔加河口建立金帐汗国，1240年，攻陷基辅，征服罗斯，请注意，是罗斯而非俄罗斯，俄罗斯是金帐汗国以长达243年的驯化统治——“俄化”出来的。

驯化第一步——杀戮，征战中，征服者砍下罗斯人头颅做酒器，此非蒙人创意，当年匈奴就如此；第二步——恐吓，蒙人统治，征税不已，征税队一路引亢，起长调曰：没有钱，就税他女儿，没有女儿，就税他妻子，没有妻子，就砍下他的脑袋。

还有第三步——统战，采取宗教宽容政策，以罗斯制罗斯，实行间接统治，在罗斯众王公中，择其一人，册封为“弗拉基米尔”——统治者，作为“全罗斯大公”代行统治权。

当“全罗斯大公”确立之时，便是罗斯“俄化”的开始，其结果，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言：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之流，在俄罗斯碰撞，处于二者的互动中，俄罗斯既非欧洲民族，亦非亚洲民族，而是具有全世界的属性，是一个巨大的东、西方,它结合了两个世界，故其精神领域恒有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在相互角力。

罗斯立国，没有东方因素，而俄罗斯有，俄罗斯的东方因素来自蒙古，蒙古人“俄化”罗斯，只是将其立国的物质因素——国家机器掠夺了，其精神因素，基于拜占庭东正教的宗教信仰，则原封未动，所以说，俄罗斯帝国，是拜占庭帝国与蒙古帝国的一个结合，还谈不上“是一个巨大的东、西方”，因为，在真正的西方看来，就连拜占庭都属于东方，然而在东方——中国眼里，俄罗斯则是西域，在纯然的东西方认知里，俄罗斯“不东不西”。

但“一个巨大的东、西方”的帝国目标及其民族理想，一直以来，都在吸引并激励着俄罗斯人为之东征西战。

欧亚主义者特鲁别茨科伊在《成吉思汗的遗产》中，指出：正是其政治遗产，教化俄罗斯推行强力国家体制，将各民族统战起来，使之集权化和军国化，成为了未来帝国的基础。

对于西方，不能打入，那就加入，然而皆被拒止，为此冲突不断，至今未已，对于东方，则以成吉思汗政治遗产自居，入其势力范围，将已碎片化的蒙古帝国，收入沙皇囊中。

以“一个巨大的东、西方”作为理念的国家，起步时，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莫斯科大公国，被蒙古大可汗册封为“弗拉基米尔”，它居然打着为可汗收税的旗号，而悄然崛起，并“取蒙古而代之”，对此，车尔尼雪夫斯基是这样说的，他说，俄罗斯人“用自己的痛苦换取了整个欧洲安全与和平”，因此，俄罗斯人是“欧洲人免受蒙古压制的拯救者”，可欧洲却拒绝了俄罗斯。

于是，有人这样问道：那个不可一世的金帐汗国，难道真的彻底消失了吗？抑或以某种方式被继承下来了？

君不见今日俄罗斯诸汗国，岂非还是蒙古系政权？看看俄罗斯历史吧，92位大公具有蒙人血统，300多个贵族姓氏与蒙人有渊源，或曰伊凡四世本人，亦与蒙人血统有着关联。

若以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言为据，就会认为，如果欧洲无情拒绝了俄罗斯，那就是不知感恩，或恩将仇报吧？

这一看法，显示了俄罗斯人的民族自恋。

若车尔尼雪夫斯基能懂一些中国历史，恐怕就不会如此说了，他那句俄罗斯之于欧洲的说法，当然也可用于中国之于俄罗斯，若非明人驱逐鞑虏，俄罗斯人是否还要被金帐汗国奴役？据此而言，是否也能认为明人是俄罗斯民族的拯救者呢？

俄罗斯的“中国诱惑”

金帐汗国时期，俄罗斯与中国有过来往，明人修的《元史》中，记载了蒙古俘虏“斡罗斯”之事，因为是《元史》，所以用了蒙古人的口气，而明人自己则称“罗刹”或“罗斯”。

15—16世纪，俄罗斯通过世界“心脏地带”——中亚同中国开展贸易，沙斯季娜在《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中谈到俄罗斯1608、1616、1618年三次遣使蒙古寻访中国，指出“俄国渴望同蒙古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其主要目的是想通过蒙古了解通往中国的道路”，使团的任务“是开辟一条去中国的通商道路”。

“到中国去”，成为了时代最强音，不光大航海时代的西方人如此，就连跟在蒙古帝国屁股后面的俄罗斯人也如此，总之，那时的中国，成为了引导世界历史进程的一个充满了东方想象的目的因，吸引着西方重商主义的动力因。

若谓西方列强仗着船坚炮利的海权来到中国，那么“不东不西”的俄罗斯则是靠着“不古不今”的火器时代的轻骑兵——哥萨克骑兵，继蒙古骑兵之后，纵横欧亚，扩张陆权。

于俄罗斯而言，蒙古帝国残余，非但不成其为陆权扩张的阻力，反倒变成了助力，蒙古人是带路党，将其带来中国，彼时，明、蒙相攻，蒙人不但引其为援手，还与满清联手，一同对付明朝，明人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故不以蒙人口气称“俄罗斯”，而是将其称之为“罗刹”，所谓“罗刹”者，来者不善是也。

然而，清人对俄罗斯的称呼，却与蒙古人相同，也用了蒙古人的口气，称之为“俄罗斯”，这是因为清朝采取了“满蒙一体”的立场，清人不但以“满蒙一体”来对付明朝，也以“满蒙一体”同俄罗斯人争取或争夺“成吉思汗的政治遗产”。

清俄之争，各有利弊，清人得地利之便，具有空间优势，但“俄罗斯”本身，其名号，就包含了“俄蒙一体”的认同，而且认同了两百多年，在时间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

或曰不然，蒙古之于中国，地处边疆，相邻千年，何以认同反而不如俄罗斯？盖因认同种种，当分别言之。

大体而言，认同有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

文化认同，主要基于血缘和地缘认同，形成风俗认同和民族认同，从匈奴到蒙古，于农牧分界线上，经千余年，同汉人混居杂处，成其所谓“北人”，故草原民族亦有其“南北朝”，其说以长城为界划分南北，而长城一线正是农牧分界线的标志。

但在国家认同上，以汉人为代表的农耕民族同边疆草原游牧民族迥异，此由文明的基本属性使然，农耕文明的定居性与游牧文明的流动性，表现在国家认同上，各行其是，汉、唐时，中国史书称西域诸国，或曰“城国”——乃希腊化世界城邦国家的历史遗产，或曰“行国”——乃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之国，其于“城国”，尚能纳入西域都护府的管理，于“行国”则格格不入。

蒙人南下，入主中原，开蒙元一朝，与西征罗斯，建立金帐汗国，便截然不同。南下采取中国方式，来做儒教皇帝，西征还是蒙古老样子，要执行可汗的权力意志。故其国家认同，一以文统，表现为对中国的认同；一以武治，要求罗斯认同。

然其文统失败，被汉人驱逐，或居汉家，改汉姓，继续汉化中，或北遁，使帝国解体为部落，与明朝忽战忽和。

而武治方面，则大获成功，终于将罗斯“俄化”为“成吉思汗的遗产”——“俄罗斯”，并将其纳入国家认同。

至明末，俄国易主，虽改由罗斯主宰，然罗斯东来，则因蒙古之势，以“俄化”利导之，将北蒙诸部各个击破。

罗斯昭示东西方，有两面旗帜，一面在西方，接着拜占庭的第二罗马帝国树立号称“第三罗马帝国”的旗帜，另一面在东方，接过“成吉思汗的政治遗产”，让“俄罗斯”招展。

罗斯东征，持二动因，一来兼并北蒙，在蒙古帝国的势力范围内，反其道而行之，重启“俄罗斯”的国家认同；二来寻找契丹——中国，不但需要蒙古做向导，还要以蒙古为中间体来同中国打交道，故其“俄化”依然，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明末清初，哥萨克骑兵已取代蒙古骑兵，席卷西伯利亚，在一片辽阔的土地上，同中国相遇了。两个帝国接壤，战争便如同家常，欧洲为此头痛不已，虽有作为国际关系准则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问世，但依然无法解决战争的问题，充其量不过为解释战争提供依据和说辞，战争之于欧洲一如既往，从未停止。

大国相邻，怎样应对战争与和平？清初，中俄两国提供了一个国际范本，那就是由两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

雅克萨之战，俄军被围城，面对不断加强的清军战力，俄欲退兵，而清军方面，若恃强攻城，亦难免要战损。于是，听从孙子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两国选择外交方式——“伐交”，通过谈判以国际条约来结束战争。

条约能谈成，关键在于：第一，要有标准，而且标准不能由哪一国来定，必须由各国公认，而此时，刚好有了个欧洲标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第二，要有能懂得并接受准则的明君，刚好有两位——康熙和彼得大帝，或欲中西合璧，或已意在西化，故于欧洲标准，颇能接受，且能据之以达成共识；第三，要有一个有权威的认知中间体及其媒介来协助沟通，刚好罗马教会派来传教士，采用拉丁文，故能超越俄文、满文形成一个中立的基于国际法的法律文本；第四，还要有一个以地缘政治为纽带的利益中间体，在两国之间，不但作为国家主权的平衡器，还要作为国家利益的胶粘剂，刚好，历史就遗留了依附于中俄的蒙古各部落。

此乃《威斯特伐利亚条约》问世以来，在东方第一个成功的国际范例，也可以说是当时全世界一个最成功的范例，它不但在东北亚地区划分了中俄边界，而且在漫长的两国边境线上维持和平长达170余年，从国际关系史来看，实属难能。

而欧洲各国，于此二百年间，民族国家兴起，纷纷宣示主权，且各自为战，以此开启了西方又一个战国时代。

以彼得大帝为代表的俄罗斯人，带着“蒙古枷锁”的后遗症——“俄化”的游牧帝国属性，以“西化”的诉求，投入到这个时代的洪流中来，吓坏了从封建制里崛起的民族国家，它们害怕俄罗斯人将“蒙古枷锁”带到欧洲来，把欧洲“俄化”。

俄罗斯想“西化”——加入西方的战国时代，而西方却怕“俄化”——以为是“蒙古枷锁”换了“罗斯马甲”。

俄国：成吉思汗的遗产

俄以东方为依托，拥有一个巨大的战略纵深，若欲以之为争夺列强的资本，还得有一条连接东西方的财路作支撑，这条财路，必须深入到一个能生生不息的财源中去，那财源之地，按照当时欧洲流行的“中国风”的风向来看，风头便是中国。

因此，除了要确权中俄边界，守住主权的底线，还要更进一步开辟财路，初以私商为主，让民间自由贸易，因其获利，时有利润高达300％，这块肥肉，垂涎了彼得大帝，故其颁布《关于对中国进行私人贸易的规定》，定下“死”规定：嗣后不论任何人，若仍携带任何商品前往中国，则应毫不姑息，处以死刑。

于是，两国之间，从1689年到1727年，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磨合，又签订了一个通商条约——《恰克图条约》。

当时恰克图，一分为二，位于中俄界河——恰克图河南北两岸，俄居北岸，与南岸清朝新建的“买卖城”——阿勒坦布拉格隔河相望，其南来，可通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北往，可达上乌丁斯克——今俄罗斯乌兰乌德，至今，俄仍名曰恰克图，而原在中国境内之恰克图，今已为蒙古国之阿尔丹布拉格。

条约规定，两国以恰克图和买卖城为界，准许俄国商人来华贸易，人数仅限于二百人，每三年可来北京一次。

这是后来英使马嘎尔尼来中国时求之不得的，清初之于外贸，海陆并起，“南广北恰”，均以“独口通商”，海路之于西洋诸国，仅以“南广”一口通商，其于陆路，则以“北恰”一口通一国，当时能独享此贸易红利者，举世无双，唯有俄罗斯。

何以俄罗斯能在大航海的时代里撇开大航海而后发先至？比哥萨克骑兵的马力更为给力的是“成吉思汗的幽灵”，一代天骄，幽灵不散，还在眷恋其政治遗产，散发着帝国未泯的乡愁，在世界的“心脏地带”深度徘徊，不但徘徊于蒙古高原的故国故土，亦徘徊于中国《元史》，徘徊于俄罗斯的国号与国体。

听从那幽灵的召唤，俄军东进，放开了哥萨克骑兵的马力，杀奔东方，一路所向披靡，降服漠北蒙古诸部，然而，雅克萨一战，却因其战线太长，其势已萎，故而受挫于清军。

清军入关前，已收服漠南蒙古，入关后，“既得中原，势当混一”，南平三藩之乱后，又来北定满蒙边疆，“大一统”的理念，被“成吉思汗的幽灵”激荡，同俄、蒙势力较量。

那时，如强弩之末，俄势已衰，再难进取东北亚，而清初方兴，气势正盛，俄欲避其锋芒，故转引漠西蒙古诸部，攻掠中国西北边疆。俄图东北，蒙夺西北，东北与西北孰轻孰重，何去何从？此二者不可兼得，当择其一也！故清以《尼布楚条约》安定东北，以康熙帝三次亲征用兵西北，粉碎“蒙古第三帝国”。

“成吉思汗的幽灵”借尸还魂于蒙人者，前有帖木儿，缔造了“第二蒙古帝国”，后有葛尔丹，再造第三帝国。

帖木儿与朱元璋同时，小朱八岁，先后起兵，当朱灭蒙元，光复中华时，帖木儿还在奋战中，故其欲盟约明军，共击蒙古，而向朱家朝贡，且与明朝互动。其时，明军北伐，犁庭扫穴，深入大漠，引发帝国一崩，传递崩塌的地缘政治运动于“心脏地带”上，推动了帖木儿的突厥化的“蒙古第二帝国”的崛起。

帖木儿跛帝，所向无敌，以“不败战神”的名义，兼并了中亚诸汗国，以认祖成吉思汗，重新统一四分五裂的蒙古诸部，以乌兹别克斯坦为中心，定都撒马尔罕，打造了一个新兴的“蒙古第二帝国”——东起中国西北边疆西至波斯南抵印度，其兵锋所及，曾远征叙利亚、小亚细亚，还曾大败金帐汗国，兵临莫斯科，由此引发颠覆蒙古帝国的第三波力量——莫斯科大公国。

有人称他为“内亚之王”，说他是“最后的世界征服者”，其实不然，应当在前面加上“游牧时代”才说得过去，不必说海权时代的“世界的征服者”，有了西葡帝国和大英帝国，即便陆权的扩张，不也产生了“世界的征服者”——俄罗斯帝国？

可“征服”的动力不同了，若谓游牧时代以马力，则工业时代便以燃煤驱动机器，帖木儿帝国倒在了工业时代来临前，其本人亦死于奔赴中国的征途中，此乃蒙古帝国“再而衰”，准噶尔部自命“蒙古第三帝国”，处于游牧时代向工业时代的过渡，但它并未迈向工业时代，而是顺着帖木儿帝国的惯性，也开足了马力东征，结果，同样倒在了奔赴中国的征途中，可谓“三而竭”了。

真正的“蒙古第三帝国”只有一个，那就是沙皇俄国，它在西方，充当“罗马第三帝国”，屡屡受阻，难以得逞，在东方，在成吉思汗的政治遗产的版图上，它借助于同中国的贸易，积累其财力，开始了对帝国的工业化改造，因而能如愿以偿。

这一点，我们从中俄在恰克图的贸易表现中也可以看到，贸易之初，中俄大宗贸易，排在首位的，是中国棉布和俄国皮毛，工业化开启后，俄国就以呢绒取代皮毛成为出口主力，对于中国商品的需求，也从作为刚需的棉布，转向初非刚需，但一饮之后便欲罢不能的茶叶了，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言，茶叶之于中国有如葡萄之于地中海沿岸，都凝聚着高度发达的文明。

清初国策——“以商制夷”，茶叶成了国之利器，不但海路以茶制英，遥控英夷，且陆路以茶制俄，俄有不逊，即以贸易牵制，使之就范，乾隆以此，屡屡得手，在其制裁下，准噶尔部失去了俄国支持，而被清朝致命一击，彻底解决了问题。

然其制来制去，亦被反制，结果还是将英、俄两国“制”成了第一和第二大贸易国，让它们从巨大的经济体量中吸血，提高了它们在战国时代的战斗值，当其联手打败拿破仑后，又成为了欧洲数一数二的列强，分别代表了海权与陆权的扩张。

而此时的清朝，处于乾嘉时期，陶然于“以商制夷”，躺平于天下主义，一而再地拒绝了工业化的历史契机，一如拿破仑所言，成为了一头“沉睡的雄狮”，卧榻旁，肘腋下，被列强吸血而不自知，或问拿翁此言，是为中国叹息，或为自己遗憾？

若其能如英、俄般，从世界最大经济体——中国身上猛吸几口贸易之血，或能改变其滑铁卢的命运亦未可知也。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